被高铁落下的人们
《半月谈》 201100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774字
本刊记者： 刘大江 乌梦达
今年春运依然是一票难求，不同于往年的是，难以买到的只是普通列车票，而高铁的车票似乎一直相对充足。对于无数被裹挟在春运大潮里的普通人来说，过去数年间蓬勃发展的高铁，似乎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能买得起的回家火车票。
没有人会怀疑高铁光明的前景，但处在不同经济阶段的人，是否能够同时搭上高铁的快车，享受高铁带来的便利?
1月13日下午，记者在广州遇到了一位在火车票代购点买票的人，他叫刘建，湖北襄阳人，每月跑运输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询问得知6天内所有的普通车次车票都已售出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告诉他，你可以买高铁票。他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还有哪天的票?”
“现在看，哪天的票都有。”工作人员说。
由于代售点不接受刷卡付款，刘建只好去银行提现金。他身上带了600元，买普通车次的卧铺票绰绰有余了，买高铁票却不够。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坐高铁。1月13日，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民工王又熊来到广州火车站，车站广场上人不多，但是排队买票的人已经排到了车站200多米以外。排了1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售票窗口前，工作人员却告诉他：普通列车车票，6天以内的全卖完了。
高铁?王又熊舍不得花这个钱。
每个月收入1000多块钱的他向记者无奈地表示，从广州到随州，坐普通的车要走15个小时，硬座票158元，而武广高铁到武汉虽然只需要4小时，但是最便宜的票也要490元，比普通车次的硬卧票还贵出200元，“有这钱，够过年给我弟弟买件新衣服了”。
这是王又熊到广州打工的第3年。3年来，他辗转在佛山的空调厂、东莞的玩具厂工作过，也曾经在汹涌而来的金融危机影响下失业。“今年工厂生意不错，也没拖欠工资，过年早，想提前走几天，怕过年人更多，没想到还是没票了。”王又熊感觉自己的运气不好，“去年，我回家的时间离春节更近，但当天就等到f-辆凌晨发车的临客。”
和他一样没有买到票的还有湖南益阳的姚砚梁。自从广铁集团公布了电话订票热线以后，姚砚梁自称“除了睡觉，一直在打电话”。但是3天下来不是提示他程序错误就是“票已售完”。虽然今年铁道部将电话订票系统由1.5万台上升到2万台，但对于全国数以亿计等待回家的人来说.2万台电话仍不足以保持畅通。
他向记者抱怨：“电话订票的程序很繁琐，先给你放一段钢琴曲，等接通了要根据日期、车次、座次等等要求进行操作，打一个电话怎么也要三四分钟，几天下来，票没订到，电话费花了80多元。”于是.1月13日他来到位于广州铁路春运特设的订、取票点流花展馆碰运气。
和广州火车站的买票长龙相比，这里冷清许多，七八个窗口只有几个人在排队，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可能是高峰还没到。但姚砚梁仍被告知：“票卖完了”。
姚砚梁每个月能挣3000多元，但他对于武广高铁全程二等软座也要490元的票价感觉吃不消，一等座的价格更高，需要780元。“如果能够再便宜些，哪怕是300多块钱，我都能接受，毕竟时间省了不少。”
对于高铁的高票价，铁道部总经济师余邦利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说，高铁票价是由铁道部合资公司根据建设和运营的成本，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也考虑其他运输方式的价格水平来制定的试行价格。按照姚砚梁的想法，试行的价格应该适中才好。
几年来，中国高铁发展迅猛，在开通里程和设计技术方面都跃居世界前列。随着高铁技术和建设项目走出国门，高铁正在成为中国的一个新骄傲。
我国幅员辽阔，纵横的高铁加速了经济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华北、华南这样的地理概念，也改变了人们出行的时间观念。然而，高铁的高票价，也让很多人面临着“赶不上车”的境况。
在广东，像姚砚梁和王又熊这样的外来打工者超过3000万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每月只能领到“地板工资”：刚刚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大约每月1000多元，他们是春节期间乘坐火车的主要人群。
高铁缩短的时空成本，与呈现在票面的价格成本相比，王又熊这样的打工者几乎别无选择地看重后者。乘坐490元票价的高铁虽节约了11个小时的时间，但半个月的劳动成果花在了路上，这个代价对他们来说有点大了。
编辑：高远至
走进南宁“创业街”
《半月谈》 2011002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762字
本刊记者刘伟向志强
流动摊点无序摆设，一直让不少城市的管理者颇为头疼，听之任之容易引发卫生、交通等问题，严格对待又会造成矛盾、冲突。对此，广西南宁市推出“创业街”项目，在流动摊点较多的街道搭建固定店铺，以低租金出租给困难群体，受到摊贩、城管工作者和居民等各方欢迎。
昔日“脏乱路”，今天“创业街”
南宁市星湖路北一里是一条餐馆、酒吧集中的生活休闲街，加上两边有很多居民小区，人气很旺，长期以来是南宁市流动摊点的聚集区。
星湖路北一里所在的新竹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长期以来乱停车、乱摆摊使得这里脏乱不堪，特别是一早一晚，卖蔬菜、水果、小百货、小五金的摊点挤满人行道，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垃圾到处都是，环卫工人根本无法对付，前脚刚清理完，后面马上又脏了：生意好的时候很吵，没生意的时候摊贩们就在板车上打牌，也很吵。”青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新竹中队队长施卫东告诉记者，有时候一天就能接到七八起居民投诉。
记者近日到星湖路北一里采访发现，由于政府启动了“创业街”项目，以往的“脏乱路”已经焕然一新。记者看到，在往日小摊遍布的一两百米的路段上，用板材搭成的几十个铺面连成一片、整齐划一，每间店铺大约有八九平方米，店里的商品摆放有序，墙上挂着营业执照，所有店铺门口都放着制式统一的垃圾桶。在创业街的两端各有一个牌子，上面详细列出了铺面经营管理规范。
这儿的很多店主，以前都是摆地摊的。小百货店店主朱国盛说，由于找不到工作，以前他一直流动卖日用杂货，不仅风吹雨淋，还经常受到城管驱赶。知道政府专门为困难群体开设“创业街”后，他就申请并很快获得批准。
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刘正华告诉记者，2010年以来，南宁市在全市6个城区共没置这样的“创业街”8条，目前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
疏堵并举，平衡各方利益
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局长杨玉山认为，流动摊点乱摆问题长期存在有其深层原因：一是由于城市商贸市场规划布局不合理，一些区域的居民购买生活用品不便，对流动摊点有现实需求;二是一些困难群体很难就业，只能以此谋qi
“以往我们只是一味地堵，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管整天和小摊贩‘猫捉老鼠’，执法效果不好，有时候矛盾还会激化。”杨玉山说。
他表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必须革新城市管理理念，把过去单纯的堵转变为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既要考虑到市容市貌，又要考虑到流动摊贩的生计，还要让居民生活方便。
为此，南宁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实施“创业街”工程，并出台了详细规定，力求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以便民、便于管理原则选择“创业街”地点，在居民多、市场远、流动摊贩集中地设置“创业街”：对申请入场的经营者，严格框定为困难群体，如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障人士、下岗工人等;确保租金优惠，实行“三个一点”，即商家让利一点——投资者按照微利原则收取低廉的租金，政府减免一点——除基本的环卫保洁费外不再收取其他费用，经营户负担一点——缴纳基本的水电租金，从而使得“创业街”收费标准不超过同类别街道临街店铺的一半。
“创业街”项目实施以来，不仅让流动摊贩保住了“饭碗”，还让他们实现了自主创业。
20多岁的桂林女孩李敏是青秀区“创业街”上一个茗茶店的店主，“按市场价，在这个地段租这么大一间铺面每个月要上千元，创业街的铺面租金只有400元，而且还可以享受其他一些优惠政策”，李敏说，“在市场管理方的指导下，现在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每个月有数千元入账，我对今后的创业路充满信心。”
“创业街”还大大降低了基层城管工作者的工作难度，缓和了社会矛盾。“现在不用整天追着流动摊贩跑了，地上的垃圾也少多了，环卫工人只需要定时清理垃圾桶就行了。”西乡塘区城管局副局长刘步能说，有了固定店铺和统一的经营规范，他们管理起来方便多了，经营者们也乐于接受，附近居民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不再因脏乱而烦恼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副教授盘世贵认为，“创业街”体现了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真正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实际工作中，类似城市管理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这种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
编辑：王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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