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急转直下，这一转变是诸多复杂原因相互交织的产物。
一是美国对中国的过高期待没有得到满足。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后一改两国低开高走的历史周期，高姿态发展对华关系。但是，11月奥巴马的访华结果引起国内特别是保守势力的相当不满，过高的期待导致中美关系在人民币汇率、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潜在冲突在2010年全面爆发。
二是美国国内出现集体心理不自信，不安全感迅速上升。在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中国让习惯了中国“韬光养晦”的美国颇感意外.因而对中国近来的所谓“傲慢”态度颇感不满，失落情绪转化为对中国的“愤怒”。
三是中美关系步入战略不确定期。冷战结束后，中美一直是斗而不破。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希望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负责任一员。奥巴马上任后，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又提出“战略再保障”的概念，借此加强战略互信。当前，中国经济实力比肩日本、望背美国，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和缺乏自信的美国同时出现，新情况却无新定位，这种不确定性容易引起诸多谡判和猜疑，甚至摩擦与对撞，美国因而焦虑不安，急于给新情况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找出恰当的新定位。半月谈2011年第3期@
四是美国经济问题的“责任外包”。2009年以来，面对经济的“无就业增长”，奥巴马政府将责任推给中国，要求开放中国市场的同时紧把美国市场，因此双方摩擦频频出现。
还有诸如中国迅速发展的军事现代化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等等。时代变迁催生中美战略再定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一直在由西向东转移。2010年，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已大大超过欧洲。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位置中急剧上升，突出表现为反恐、重返亚洲控制亚洲“命门”。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6月以来，美军与亚太盟国已举行近20场不同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令整个亚太地区感到美国军事力量无处不在。
同时，新世纪头10年后半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双方实力对比变化大大抵消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张力，引发了彼此战略定位变化。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遭受重创，转而振兴实业经济：中国则提升产业和技术，中美互补性经贸关系开始朝着竞争性方向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客观上在加速美元地位的下降，影响美国在世界货币领域的主导地位。
更令美国人紧张的是，在他们眼中一向不透明的.中国军事领域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美国全球权势中，军事力量是最直接、最现实、最管用的工具。中国先进战机试飞、反卫星、中段反导成功试验着实让美国紧张不已。
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中美双方开始展现出与过去不同的行为特点。美国一改过去隔段时间就针对台湾、贸易、人权、安全、汇率等问题分别发牌的手法.2010年初在台湾、西藏、人权、贸易、军事、气候问题与核扩散问题等领域全面出击，这表明美国已不复自信。中国也在口头批评外增加了实际行动，包括贸易问题上大致相当的反制裁和军事上的相应制衡之策。新的行为特点折射出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一是心理环境的变化。1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一路超越.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从未如此接近的两国实力对比，美国人的不安全感上升。对于美国人来说，以往“下一代好过这一代”的美好期待开始显得苍白。
二是第三方诱因的干扰。中国在上行、美国在停滞这一历史趋势正在演绎。第三方观望力量也在上升，他们都在想如何在中美竞合中为自己争取实际利益，如南海问题上的部分东盟国家。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中美角力的天平上任何“砝码”都价值不菲。
三是新老问题交错，合作与竞争孰先孰后仍未定论。除了传统的“3T”即台湾、贸易和西藏等老问题之外，新问题不断产生，比如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之争，又如中国迅速的军事现代化与中美之间的安全互信，再如中国产业升级后对美经济竞争性的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主导地位的挑战等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朋友还是敌人?这一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变得更加关键而紧迫。游移不定的中美关系可能带来误判，对双方利益产生很大伤害。胡锦涛主席此次对美访问恰逢其时，恰到好处，是一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访问，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
早在去年11月首尔G20首脑峰会上，奥巴马与胡锦涛会面时就将这次访问定位为“美中关系和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访问所确立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将重新确定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一新的定位是胡锦涛访美所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它体现了中美双方给予彼此身份和地位的再确认，体现了积极合作的精神、互利共赢的理念、全面深入的内涵和相互尊重的涵养。
构建基于确认利益基础上的伙伴关系，是中美两国的最佳选择。因为当今世界重要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美达成共识。
同时，我们应该有一个现实期待，认清中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两面性，不能指望通过一次访问解决所有结构性问题。中美之间需要的是维持动态平衡，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开展功能性合作，针对日益复杂的观状稳定中美关系基本框架，冰释误会，抓住机遇，推动两国更加全面与深刻地交往互动。中美关系的再确认、寻求中美双方症结议题的再保证以及希望建构中美关系再出发的新架构将描绘中美关系一个宏伟的新蓝图。
编辑：王鹏权
陈锡文谈中央一号文件
《半月谈》 201100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334字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科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如何理解中央加大水利建设的重大部署?如何突破水利建设中的困难和瓶颈?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前不久采访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记者：往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对整个“三农”工作的总的部署，为什么今年单独提水利改革与发展的问题?
陈锡文：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7个中央一号文件已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三农”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今后在不断强化和完善现有政策的同时，有必要选取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和重大问题逐个加以突破。水资源短缺、水利设施薄弱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是我国农业最为薄弱的环节，农田水利脆弱是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这些年来，与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水利的发展明显相对较慢。近年来频繁发生严重水旱灾害，2007年淮河流域性大洪水，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2009年大范围特大春旱，2010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和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突发频发的洪水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充分暴露出我国水利建设滞后的现状。今年一号文件突出强调抓水利建设，这是非常必要的。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水利工作进行了统筹谋划、全面部署。这些政策用好了，至少可以管上5到10年。当然，其他方面的“三农”工作同样不能放松。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作了全面的部署。许多地方农村工作会议开完后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文件全面部署“三农”工作，一个文件专门部署加快推进水利改革发展。
记者：这次一号文件特别突出“三小”水利的建设，为什么?
陈锡文：水利建设是薄弱环节，“三小”水利建设又是薄弱中的薄弱。首先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目前，小型农田水利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建设。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外出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减少：同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又取消了“两工(积累工、义务工)”。而过去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等农村基础设施，主要靠“两工”来建设。减轻农民负担是对的，但是减负之后，新的投入机制没有及时形成。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建设大概要出工120亿至130亿个，这两年只有20多亿个工，一年整整比过去少投100亿个工，即使一个工只算10元，10年下来就相当于少投入了1万亿元。第二是加快中小河流治理。中小河流一般是指流域面积在200~ 3000平方公里的河流。这几年漫溢、决堤等问题基本上出在这类河流上，要尽快使中小河流治理河段基本达到国家防洪标准。第i是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我国现在8万多座水库，带病运行的大概有3万多座，迫切需要尽快消除小型病险水库安全隐患。
记者：农田水利建设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国“靠天吃饭”的现状?
陈锡文：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做到一半左右的耕地有非常好的灌排设施.实现旱涝保收，那么基本上就能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同时，建设水利也要考虑成本收益。要根据水资源的分布情况，针对不同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发展不同类型的农业。在缺水的地方，要大力发展保墒农业。
记者：水利建设滞后首先是一个投入不足的问题，这次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建立水利投入的长效机制。对此，如何保障落实?
陈锡文：根据有关水利规划和建设安排，今后10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需求约4万亿元，年均投资4000亿元，其中中央投资需求约2000亿元，比2010年实际投入水平翻一番。首先，增加中央财政专项对水利的投入，确保各级财政投入总量和增幅明显提高。第二，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中央预算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第三，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此外，国家还将通过完善水利建设基金政策，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从城市建设维护税中划出一定比例等筹集资金。
记者：一号文件提到，要鼓励、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兴建水利设施。在保障水利公益性的前提下，这一目标如何实现?
陈锡文：增加水利的投入。政府要增加投入.但仅靠政府的钱肯定不够，要几条腿同时走路，各方面形成合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启动金融这个杠杆。比如一项工程，用当年的水利投入资金来建设肯定不够，这时候可以向银行融资，用以后数年相对稳定的水利建设预算作为担保，把钱先借出来。另外，通过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也可以吸引部分社会资金投资水利。总的来讲，调动社会和金融资本，就必须有一些制度创新。同时，要保障金融资产的安全，保障投资人的权益。
记者：由于现在务农收益总体较低等原因，很多农民对兴修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缺乏热情。怎样调动他们建设水利的积极性?
陈锡文：务农收益较低确实制约了许多农民的积极性。除了要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外，在水利建设方面，政府确实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农民要搞水利，没有水泥、钢材总是不行吧，如果政府把这些材料买了，农民自己出点力就能把水利修起来。为此，去年中央财政投入了100亿元用于“一事一议”奖补，取得了很好成效。对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关键在于及时总结经验，加大“一事一议”奖补力度，调动农民建设水利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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