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葬礼”惊曝家电下乡补贴造假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794字
本刊记者 张兴军 李鹏
在被检察院立案调查期间，河南省卫辉市一名基层财政所所长离奇自杀，家人随后通过互联网对其葬礼进行图文直播，声讨检察院相关人员在办案时公报私仇、逼供诱供，由此牵出当地一大型电器卖场在家电下乡补贴中造假的内幕。
网络直播葬礼
2010年12月5日，在知名网络论坛天涯社区“天涯杂谈”版块，一条名为“图说河南卫辉一场特殊的葬礼”的帖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作者“大成有方”通过图文互动的方式对一场葬礼进行了现场直播。
帖子称，2010年11月30日，河南省卫辉市孙杏村镇财政所所长杨本欣“因遭到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李锦绣打击报复精神崩溃，自杀身亡。”
据帖子介绍，2010年10月，杨本欣发现卫辉市苏宁电器在孙杏村镇财政所报销的家电下乡单据有问题，将其单据退回。由于卫辉市检察院预防犯罪科科长李锦绣在苏宁电器非法入股，便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调查该财政所近3年账务，并以涉嫌挪用公款将杨本欣拘留。审讯期间，诱供逼供，最终导致该所长精神崩溃，在取保候审期间自杀身亡。
与此同时，帖子还配发了大小不等的40幅照片，均拍摄自葬礼现场。其中既有亲人集体下跪为死者鸣冤的场景，也有群众在横幅上签名声讨检察官李锦绣的镜头。
记者随后赶往事发地调查获悉，杨本欣45岁，是卫辉市太公镇后太公泉村人，生前确系卫辉市孙杏村镇财政所所长。
杨本欣的侄子杨成方告诉记者，在网上图文直播葬礼，是自己和杨本欣的儿子、女儿等几个年轻人所为。他说，11月30日，正在外地读大学的自己得到杨本欣去世的消息，于12月1日赶回家中。经过多方了解，感到杨本欣死得比较蹊跷：就在论坛上发布了上述帖子。
杨本欣的父亲杨务民告诉记者，取保候审期间，杨本欣一度行为异常，并出现失语、精神恐慌、言语逻辑混乱等症状。“他经常一个人锁在屋里，见到人就说‘不能活了’、‘李锦绣要逼死我了’之类的话。”
杨务民表示，杨本欣的上述表现，让大家高度怀疑他是在拘留期间遭到了精神刺激，不排除检察机关在办案时采取恐吓逼供等行为。
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引发命案
事实是否如杨本欣家属所说呢?记者多方采访求证。
卫辉市检察院代检察长王刚介绍.2010年10月9日，卫辉市检察院在对市内家电下乡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杨本欣涉嫌挪用公款的犯罪线索;IO月25日，经批准检察机关对其进行立案侦查;10月26日，杨本欣被刑事拘留。11月1日，杨本欣被取保候审，11月30日在家中死亡。
村民王明凯说，取保候审期间，杨本欣曾经亲自告诉过他，之所以被检察机关调查，是因为发现卫辉市苏宁电器在进行家电下乡补贴报账时手续不全，将其单据退回，由此惹恼了人股苏宁电器的检察官李锦绣。
王刚的说法则不同：“李锦绣是检察院预防犯罪科科长，所以杨本欣的案子由他负责侦查。侦查期间，杨本欣供述了其挪用15万元家电下乡专项资金的事实。”
新乡市检察院纪检组长梁红春告诉记者，对于杨本欣在取保候审期间突然死亡，新乡市检察院高度重视，并于2010年12月3日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包括市县两级共50名工作人员。根据调查结果，杨本欣挪用15万元公款这一事实确实存在。但他同时表示，目前这15万元已经归还到账。
梁红春说：“从办案期间同步录音录像以及相关卷宗来看，办案人员包括李锦绣在内共有3人，先后对杨本欣审讯了3次。目前调查显示，杨本欣涉嫌挪用公款案从案件实体到办案程序，都符合法律要求。”
尽管对杨本欣的死因还存在争议，但这一案件暴露出来的家电下乡补贴造假却实实在在。新乡市检察院给记者提供的案情说明显示，卫辉市苏宁电器公司法人代表李卫华涉嫌诈骗犯罪。2010年12月4日，卫辉市公安机关对李卫华进行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将其刑事拘留。
初步调查表明，李卫华经营的卫辉市苏宁电器涉嫌套取家电下乡补贴资金，涉及金额在2万多元。
据了解，卫辉市苏宁电器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家电门市之一，同时也是全市首家被授权的“家电下乡销售指定店”。工商资料显示，其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人代表为李卫华，而李锦绣则担任董事会监事一职。店内工作人员杨琳承认，虽然名叫苏宁电器，但公司和全国知名家电连锁零售企业苏宁电器并无任何关系。
补贴兑付程序存在漏洞
按照家电下乡政策，农户购买指定产品兑付补贴，一般需要备齐购买产品的发票、购买人的身份证和户口簿(或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家电下乡产品标识卡以及购买人的粮食直补专用存折(也可用其他储蓄存折)。在家电下乡政策规定的4年实施期内，每个农户可以购买2台同样的家电下乡产品。
为使惠农利民、促进消费的家电下乡政策落到实处，规范政策的操作细节.2009年财政部会同商务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家电下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制定了《家电下乡操作细则》，大幅度简化了家电下乡补贴的审核兑付程序。
《细则》首先将申领家电下乡补贴所需材料的审核权下放，由“乡审乡付”调整为“销售网点代审、乡镇财政所直接兑付”。同时，《细则》规定，凡由于银行网络不健全、地广人稀等原因，实行“一卡通”“一折通”方式兑付有困难的地区，在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可创新补贴程序，采取销售网点代理审核并垫付补贴资金，再与财政部门清算的方式。
由于国家对家电下乡指定产品的补贴高达13%.所以家电下乡指定产品一般比卖场的其他同类产品平均便宜几百元，再加上农村人口众多，并非每户农民都有家电需求，在较为宽松的补贴政策之下，部分中标的家电下乡销售商看到了可钻的“空子”。
据知情人士透露，为套骗国家家电下乡补贴或者扩大销售量，一些销售商怂恿城市户口的居民借来农村亲戚或熟人的户口簿购买家电下乡的产品，利用补贴后的低价扩大销售量：而一些销售商则直接用10元至50元的价格拿到几十本、上百本农村户口，或者悄悄留下许多农户补贴申领材料的复印件，再办一个补贴代领人的存折直接将“促销”产品“套购”出来，骗取财政补贴之后，再以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整个过程完全以“空转”的方式完成，这样财政补贴拿到了，产品销量完成了，利润反而更丰厚;更有甚者直接采取虚报、伪造、涂改申领材料的办法来“骗补”。
《家电下乡操作细则》对此类的套骗补贴行为也制定了极为严密的监管和处罚措施。如规定家电下乡联席会议成员的10多个单位对每个销售网点半个月至少要抽查一次，抽查比例不小于兑付补贴资金的10%。面对国家补贴这块“肥肉”，不法商家在套骗国家补贴时，“找个上边的靠山”就成了他们的首选。对此，有关部门应保持高度警惕。
编辑：高远至
“三制一卡”推动湘西党建创新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747字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组织部部长 曹普华
为了解决“基层党建抓什么、怎么抓”这一新时期党建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优势的迫切需要，从2004年初开始，湘西州以发放党委书记责任卡、支部书记目标卡和共产党员行动卡方式，抓基层党建工作。此后，通过不断充实、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党建责任制、公开承诺制、考核评价制+行动目标卡”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法，简称“三制一卡”党建工作法。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湘西州在每个乡镇、村进行了试点，现在，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在全州所有的基层党组织中全面推行，形成了“党组织个个创先，党员人人争优，经济快速发展，群众普遍得实惠”的良好局面。
党建工作法的“四大抓手”
——坚持“抓书记”，以党建责任制的落实推动发展。落实党建责任是“三制一卡”的关键。湘西州围绕“推动力更强”目标，按照“三制一卡”党建责任制的要求，始终做到“书记抓、抓书记，一级抓一级，一直抓到村”。一是抓牢书记责任。明确各县市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为三级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牢固树立“不抓经济会误大事，不抓党建会出大事”的共识，让党建与发展同频共振。二是抓紧“五个基本”建设。按照“强本固基”的要求，细化量化基本队伍、基本阵地、基本载体、基本制度、基本保障“五个基本”建设目标，进一步强健党的肌体。近年来，湘西州克服西部贫困地区财政困难，加大投入，基层组织建设投入实现了空前突破，每个村工作经费由2008年的1万元提高到3万元以上，增长200%。三是抓好办点示范。明确各级党组织领导成员要按照“五亲自”要求抓好办点示范，即亲自到基层党组织调研，亲自审定方案，亲自督促公开承诺，亲自参加点评，亲自帮助基层解决难题，全州示范带动效应逐步显现。四是抓实党建述职测评。建立书记抓基层党建年度专项述职测评制度，确保抓党建、管业务、促经济相统一、相促进。
——坚持“抓承诺”，以公开承诺制的落实体现党员先进性。公开承诺是“三制一卡”的核心。湘西州围绕“内动力更足”目标，以党组织和党组织书记的公开承诺，带动抓实党员的公开承诺，充分激发党员体现先进性的内动力。
一是突出“贡献性”。在承诺内容上，以“贡献性”为标杆，突出个性特色，以正在干的事情为中心，量化公开承诺。全州基层党组织公开承诺3.5万多条，党员“贡献性”承诺26万多条，每名党员达到2条以上。二是严格“程序性”。在操作程序上，坚持“自己提、群众评、组织定”，抓实公开承诺，确保承诺既有个性特点，又有操作性;既有先进性，又有群众基础。三是体现“公开性”。在承诺形式上，坚持把党员承诺公开作为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在党员会公开、群众会公开、公示牌上公开等办法，让党员监督党员承诺，群众监督党员承诺，社会监督党员承诺。四是彰显“先进性”。在承诺行动上，坚持充分发挥党员的“四个作用”，即充分发挥好党员在调整结构、兴办产业方面的主导作用，在改善民生、服务群众方面的楷模作用，在党的建设、强基固本方面的实践作用，在抗洪救灾等急难险重工作方面的先锋作用，兑现公开承诺。
——坚持“抓考评”，以考核评价制的落实激发队伍活力。考核评价是“三制一卡”的保证。湘西州围绕“执行力更优”目标，始终做到“以州级督查考评抓实各级考评，以考评激活力”。根据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职责及其公开承诺事项，严格实施“三项考评”制度。对于基层党组织，实行分类考核制度，让优秀党组织成为学习标杆：对于各级党组织书记，实行述职测评制度，让优秀书记成为优秀组织者;对于一般党员，实行民主评议制度，让优秀党员成为社会榜样。
——坚持“抓行动”，以行动目标卡的兑现提升执行力。湘西州围绕“执行力更优”目标，始终做到“一卡在手，责任清楚;牌子一挂，使命重大”，以党组织书记的行动兑现带动党员的承诺行动。
一是以“三化”工作法抓行动。全州各级党组织通过“一线化”，让领导干部下基层引领群众抓发展：通过“项目化”，把工作作为一个个项目抓落实：通过“台账化”，确保工作进程精细管理，一项项抓实抓到位。通过推行“三化”工作法，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坚持“承诺一件、登记一件，兑现一件、销号一件”，确保承诺条条落实、项项兑现。全州6000多个基层党组织，12万余名党员均纳入承诺台账。
二是以群众监督评议促行动。坚持群众路线，将落实承诺行动卡的全过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定卡，请群众提议，充分考虑群众意见;发卡，请群众监督，做到党员会公开、群众会公开、公示栏公开“三个公开”;行动，请群众评议，将群众民主评议结果作为党员干部提拔重用、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重要依据。
三是以“五个明白”实现行动效果。通过落实承诺行动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全面达到“五个明白”目标，即让党员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让群众明白“党员将要干什么”，让党支部明白“党员正在干什么”，让各级党组织明白“应为党员干些什么”，最终让社会明白“党员究竟干出了什么”。
“-制一卡”党建工作法成效良好
有力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通过推行“三制一卡”，有效地将党员从社会大舞台的“台下”拉到“台上”，从“后台”推向“前台”，在党员头上架起了“聚光灯”，让党员明明白白接受群众监督，增强了党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党员先进性得到了体现，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得到了增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得到了提高。近年来，通过推行“三制一卡”，全州“一类支部”由年初的21.2%提高到33.9%，“三类支部”由10.5%降低到7.4%，群众对党员的满意率由推行“三制一卡”前的62%提升到了现在的90%以上。
有力推动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通过推行“三制一卡”，党员率先带头发展经济，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经济发展迅速。到目前为止，全州建立党员示范园区835个，党员带头致富基地1943个，党员大户领办产业或企业2034个，组建专业营销协会967个，在党员带动下，全州上下加快发展“五个百亿”生态工业、以凤凰为龙头的特色旅游产业、以柑橘、猕猴桃为主的绿色有机农业，全州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发展。
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三制一卡”以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积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现了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有效减少了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了城乡良好的社会秩序。与2004年相比，全州农村信访量下降了76%.集体访、越级访下降了93%.社会稳定程度大为增强。
编辑：孙爱东
百姓评说公车治理与改革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015字
本刊记者 汤延涓
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如此数量庞大的公车。在财政负担沉重，政府运行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公车私用、滥用等弊端日渐突出的背景下，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
治堵：绕不过公车这道坎
当偌大的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堵”，京城“治堵”已是刻不容缓。在北京出台若干“治堵”措施的同时，公众有关限制公车数量并进行公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舆论认为，缓解大城市交通问题，不能只针对私家车等社会车辆，公车改革不能成为治理的死角。公车改革，是大城市“治堵”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诚如本刊一读者所说，公车泛滥是造成城市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同时，公车是城市车流中重复使用率、空置率最高的车族，对于本来就紧张的城市道路资源是巨大浪费。进行公车改革、控制公车使用，对于缓解拥堵的作用不可小视。除了单双号限行，收取拥堵费，还须精简、清理、最大化减少公车使用浪费。
安徽读者童克震表示，管住公车是治理城市道路.“肠梗阻”决定性的第一步，因为提高拥堵费、停车费、燃油费及税费等措施对公车而言是毫发无损。因此，公车改革的成败，将决定化解城市拥堵的进程。
河南读者乔志峰说，以往的实践表明，管住公车对于“治堵”效果十分明显。2006年11月“中非论坛”期间，北京虽未对私家车采取任何限行措施，但封存了中央单位50%的公车，市属单位、外省市驻京机构80%的公车。上述措施使会议期间的拥堵路段明显减少.长安街平均车速比前一周提高了20.5%。
值得期待的是，新近出台的北京“治堵”方案中，有关“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等措施表明，公车治理已经提上了有关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
公车消费弊端丛生，治理刻不容缓
公车消费领域的弊端由来已久，超标超限、私用滥用、浪费惊人、漏洞巨大、滋生腐败……公众及舆论对此诟病连连，却无法遏制其愈演愈烈之势。
本刊读者来信指出，多年来，由于管理机制的松懈，不少地方干部配车逐步突破规定，不仅数量剧增，档次也不断上台阶。尤其在县乡一级，公车消费数量惊人。在一些地区，县处级以上干部、较为富庶的乡镇一把手，基本上都是一人一车，其使用率不到社会车辆的1/3，导致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公车的不合理消费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据本刊记者调查，在一些单位和部门，公车私用现象极为普遍，有的单位公车俨然成了一些干部的私有财产，接送老婆孩子、外出游玩、远程探亲、娱乐消遣，包括汽油、修车、过路过桥费用，甚至其家属私用公车造成车辆毁损等，全是公款买单。此外，北京近年实行车辆按尾号限行之后，有的单位领导甚至一人占用两辆公车。由此可见，公车消费领域的黑洞实在是深不见底，治理刻不容缓。
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如此明显而巨大的公车消费漏洞，为何长久得不到有效治理?有关公车改革的呼声在人们耳边回荡了十多年，改革的步伐却依然蹒跚，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其症结何在?
正如本刊读者所言，公车使用是干部职务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多数地方公务员工资相对较低，很多人实际是把公车使用权当做一种隐性补偿待遇：另一方面，国内财政法制化程度低，更没有严格规范的公车?肖费预算，从而造成公车消费无人问责的局面。
更重要的原因是，公车的受益者同时又是公车改革的决策者、执行者，要他们打破自己的既得利益，显然阻力重重。出于“利益自保”之目的，他们很难自觉地、主动地倡导并进行彻底的公车改革。
2010年两会期间，民革中央提出了进行公车改革的提案，其中有“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表达了社会各界对公车改革的建议与期盼。针对民革中央的提案，国家发改委表示，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这无疑使民众看到了公车改革的希望。
针对近年来一些地方公车改革遇阻或不成熟的情况，河南读者王世奇表示，以往实行的许多“车改”模式，在“车改”中用制度和政策的形式将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合法化。这样的利益链条内的“改革”，实际是变相的普调工资，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原来公务用车比较少的机关，车改后的补贴费用比原来的公车消耗还要多，这些改革自然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可。
来自本刊读者的观点认为，我们并不缺少公车改革的方法，真正缺少的是自上而下的决心和行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加大权力运行下的“阳光管理”和监督力度，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只有权力运行规范了，各项改革才能够有效推进，才能防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出现。
编辑：王秀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