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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监督使县级一把手成危险岗位”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说,现在一把手是高风险岗位,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军事、国防方面没权外,其他几乎都能管,权力大,监督少,出事概率就高。和他同一期参加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的6名县委书记,目前有3名“同学”与他在同一所监狱服刑。

  记者采访这些落马干部时深深感到,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亦进入了深水区。如果仅仅将腐败频发的原因归结于干部信仰缺失、腐化堕落等个人因素,往往会掩盖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就像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所说,干部前“腐”后继,也要从制度上反思,权力监督和制衡是不是远远不够?

  反思自己的堕落历程,许多落马干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权为民所用”,必须要解决干部“只唯上、不唯下”或“多唯上、少唯下”的问题,让民意真正能够影响干部的前途。

  “我认为当官最重要的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跟上级关系不好,干得再好也是白干。”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谈教训时说,除了上级之外,谁也不能左右自己的想法,老百姓的意见,听听就行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尤其是在征地、拆迁等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中,只要上级有要求,这些一把手们的选择往往是以损害群众利益换取上级满意。河南省某市开发区原党委书记说,开发区征地拆迁量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矛盾多,是“照顾领导意图,还是照顾群众利益”曾让他很难决策。作为农民出身的干部,他也认为上级定的补偿标准低,对农民不公平。但为了自己的“位子”,补偿标准再低也得强制执行,不行就调集公检法队伍对付老百姓,有人到北京上访就截回来。

  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认为,现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还是存在一言堂现象,用干部领导说了算,而不是多数人说了算。如果领导有眼光,用了一个素质比较全面的干部,这个地区就稳定发展,反之就不断折腾。他说:“什么时候干部升迁由多数人说了算,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性选拔,官场生态就会更加健康。”

  记者点评: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使官员们自觉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政府改革向县治突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干部体制改革。只有“权为民所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专家畅谈县权改革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676字

  本刊记者 何晏

  “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候,十七届五中全会为下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政府体制如何改?基层政权改革的突破口又在哪?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县级政权改革是量可行和最有效的突破口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县级政权有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体系,便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人大、政府、司法的横向分权和权力制衡。县级政权利益纠葛相对少,便于改革切人。从县级机构改革人手给整个政治体制带来的风险也最小。因此.县级政权改革是最可行和最有效的突破口。

  县域经济要得到切实发展,必须有一个能对地方负责、并有充分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的地方主官,这就要求改变目前县委书记权力难以监督、形成实际上的对上对下都难以真正负责的状况;另一方面,在行政层级分权方面,县级权力又显弱小,即县级党政行“恶政”的能力得不到控制,而行“善治”的能力又显不足。

  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国是县的放大。从社会生活面貌看,县域范围内本身就像个“小国家”,一方土地、百万人口,城镇乡村兼有,农民市民混杂,一、二、三产业共生,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哪个领域都不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谓治小县如理国政。从政权构建角度看,由县到中央这四个层级中,政权设置大同小异,而县又处在最基层。

  在我国,县(区)这一层级处于国家与社会相连接的关键位置。县级政权是支撑中央政权稳固运行的政权之腿。省和地级市这两个中间层级在一定程度上既不直接承受压力也不直接面对矛盾,于是矛盾与压力在县这一级以运行危机形式集中展现出来,近年的群体性事件大都发生在县一级就是例子。同时,县级政权也成为腐败高发的地带,这一切都预示着县级政权运行不得不改。

  厘清县级政权改革目标

  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

  民主化、精简化、服务化和社会化应该是县级政权改革的目标。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报告中多次提到民主。由于体制上的不完善,导致一些地方干部产生权力来源上的错误认识,使他们感到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不少县级主管领导仍然是集政策制定权、资源分配权、行政管理权、行业监管权于一身,搞“长官意志”“独断专行”。县级政权改革要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致力于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县级政权改革,有条件先行一步。在县级政权改革中,出台的每一个方案、每一项政策、每一条措施,都要有利于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有利于党内民主的开展。

  县级政权改革要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敢想敢破,以全新理念引领改革。全新的改革理念,就包括建设为民服务的政权机构,建设服务型政府。由以政府的独揽管理为主,向社会全面参与的公共管理转变。相对于中央和省级政权以宏观管理和政策管理为主,县级政权应以政策细化和依法执行、提供服务为主。同时要彻底改变“全能政府”的观念和形象,通过社会化的努力,开创出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和共治共管的新局面。

  于建嵘:

  在我看来,应将中央授权下的“县政自治”作为中国县级政权改革的目标,做实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监督功能,以司法制衡行政。这也为我们理解中央政府主推“省委直接管理县委书记”的人事权体制改革、“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联系”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县级政府将拥有更多市级政府权力”的扩权改革的含义,多了一份诠释。描绘县级政权改革路线圈

  许耀桐:

  县级政权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但县级党组织首先要带头改革,进行制度的改革创新。县级党组织只有通过自身改革,取得成效,才能更好地居于县级政权改革领导力量和指挥中心的地位,并有力地发挥其领导指挥的作用。我认为在县级党组织的改革方面,要建立健全县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党的县级委员会、县常务委员会、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同向县党代会负责,在县党代会休会期间三个委员会进行日常工作,县委员会负政策审议职责,县常委会负政策制定与执行职责,县纪检委员会负监督职责。

  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要求,切实转变县级政府职能。按照“对内放宽,对外开放,对下放权”的方针,全方位优化政府职能结构,科学配置对内、对外、对下的行政管理职能。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使党政机构总数减少至15个左右。县级政权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是一个重要方面。

  在人大改革方面,要加强党对人大的领导,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普选,县党代会代表也可以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争取进入人大。

  道德和教育是需要的,但制度的保障也是决不可或缺的。我们要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实行监督权、决策权、执行权的相对分离,但又绝不是分立。将监督权交予纪检委、预防腐败局,强化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实行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的原则。监督权和监督的实行,直接向党代会和人代会负责,用制度约束权力。

  要改革公共生活。实行县域范围内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社会事务公开。实行县域范围内有效的舆论监督。尤其对县域范围内批评领导者、批评施政失误以及为改革建言献策者,更应予以尊重和保护。

  于建嵘:

  首先要扩大县级政权的行政权力和财政分成比例,给予其充分的经济、管理权力,增强地方自主发展的能力,在实践中解决党委系统与行政系统的二元机构以更好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

  我认为,要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这需要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和任期制度。县级领导人回避原籍的本意是为了减少腐败,但在交通、信息交流非常发达的今天,已不再具有很大的效果。而选举和监督一个家在外地的官员,要比选举和监督本地的官员花费更多的成本。另外,异地为官容易造成官员的频繁流动和短期行为。官员对任期没有基本预期,客观上加重了其短期行为。

  在监督方面,针对目前存在的弊端,要建立垂直管理的司法体系,加强司法和检察的垂直化管理,以对县级人大的地方立法和县级行政主官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制衡。

  专题策划/编辑:王秀真 何晏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三大关键词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744字

  2010年12月21日至22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系统总结了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科学谋划了“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重点研究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问题,并全面部署了2011年农业农村工作。

  农韭现代化——“十二五”农业农村工作战略目标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十二五”时期,要“按照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着力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在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着力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是“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战略目标。

  数据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中低产田占总面积的2/3以上:接受过系统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民不足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8和第三产业的1/4左右。因此,我国必须改造传统农业,走现代农业之路。

  按照中央部署,就是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世界各国的农业分两大类,一类叫做“传统国家农业”,这些国家开发早,人口多,人均土地面积比较少;另一类叫做“新大陆国家农业”,像北美、南美、大洋洲等大陆的国家,相对来说,这些地区人口少,人均土地较多。这两类国家的农业都要实现现代化,但发展方向存在很大的差别。

  这就要求,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经验,必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陈锡文强调说,当前农业现代化要找准着力点。应切实增加投入,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应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的能力;应加快推进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支持,吸引农民组织起来提供自我服务和自我保护,提高农民进入市场和抵抗风险的能力等等。

  水利改革与发展——列入国家基基设施建设优先领域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

  “水利欠账太多,要出大问题。”陈锡文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自己的担忧。

  去年年初,持续数月的西南地区特大干旱,造成5000多万人受灾、近500万公顷农作物受损,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造成损失之重,历史罕见。而西南旱灾过去才几个月,我国又遭遇局部地区超过1998年的特大洪水,全国200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戒线水位,上百座城市不同程度受涝。

  对这两次灾害,本刊均发表了反思性文章,一为《追问西南大旱:谁来为小水利“埋单”》,一为《走近洪灾:有多少损失本可避免》。两相比较会发现,虽然旱灾涝灾截然不同,但暴露的问题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水利设施,尤其是部分小型水利、农田水利、民生水利,其建设投入长期不足,管护乏力,缺失损毁现象严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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