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纲发出的信息
这项为期10年的扩张军备计划，相当清晰地向世界发出了如下信息：
第一，日本要做全球性军事大国。
新大纲首次提出关于安全保障的基本理念，为日本的安全保障设定了三大目标。首要的目标是防止直接威胁，在威胁到来时加以排除，并把损害减少到最小限度：其次通过进一步稳定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环境和改善全球安全保障环境，预防威胁发生，以此维护和加强自由而开放的国际秩序，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第三是“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及确保人类的安全保障作出贡献”。
上述言辞如果出自美国的扩军备战计划之中自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无人能与之抗衡。但是，“和平宪法”规定不允许拥有军队和没有对外发动战争权力的日本表明这样的全球性“基本理念”，只能被理解为它在向世界宣布.它要和美国一样充当世界警察，要做全球性军事大国。
第二，放弃“基础防卫力量设想”，发展“机动防卫力量”。
“基础防卫力量设想”是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并考虑到自身需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一种“表示和平时期防卫力量极限”的“最小限度的防卫力量”。新大纲对它的解释是“重视防卫力量存在自身而产生的遏制效果”。
2004年的“大纲”已经开始修改“基础防卫力量设想”，这次的大纲则彻底抛弃了这一设想，提出要发展“机动防卫力量”的新方针。
所谓“机动防卫力量”，就是“为了迅速而无间歇地应对事态，不单要拥有防卫力量，而且平时就要适时、适当地运用它，其中包括收集情报、警戒监视、侦察活动等”，“是需要能够更有实效地遏制和应对各种事态，能够为进一步稳定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环境与改善全球安全保障环境而能动地进行活动的机动防卫力量。为此，要构筑具有应急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多目的性和为高级技术能力和情报能力所支撑的机动防卫力量”。这表明.日本今后将不再根据自身的可能，而是要根据它的需要，以能够对抗假想敌为目标，扩张军备。
第三，视中国为“假想敌”。
新大纲把中国定性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心事项”。它之所以没有使用“威胁”这个措辞，仅仅是为了遮人耳目。从其中要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及增强海、空军力量的计划，就不难看出中国已经取代苏联成为日本的“假想敌”。
第四，深化日美军事同盟。
新大纲说，“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对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是必不可缺少的，美国的军事存在是维护依然有不透明和不确定因素的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不可或缺的”。
依靠日美同盟和美国的核保护伞，是二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实施“专守防卫”和拥有最小限度防卫力量的依据。民主党在野期间，曾主张“建立密切而对等的日美关系”“没有军事基地的日美同盟”等。然而上台执政后，特别是菅直人政权自食其言，全盘继承了自民党的衣钵。为推进亲美路线扫清障碍，菅直人正在彻底排除主张对美独立自主的小泽一郎这个强力人物。
民主党政权面临考验
以菅直人为首的日本现政权是在内外交田的形势下抛出这项大纲的，它代表了日本国内极右势力的愿望。著名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认为，新大纲是“倒行逆施的军事政策”“是为东亚带来紧张局势的军事布阵。表面上说的是半岛形势，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中国。而右翼媒体都称即使是自民党也制定不出这样的大纲。
资深外交官天木直人指出，抛弃“基础防卫力量设想”而提倡“机动防卫力量是新大纲的最大特征”，就此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日本政府将为官僚们得意洋洋制定出来的机动防卫力量构想所困扰：首先今后的每一项防卫政策显然都将违反宪法第9条，从而再次引发关于宪法的争论：其次，日本还将为同中国和朝鲜的紧张关系所苦恼。
专家预计，今后10年日本将在扩张军备的道路上跑步前进。为此，它也必将谋求尽快获得“集体自卫权”、取消“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直到修改“和平宪法”。然而，菅直人政权能否通过这项军事政策来挽救颓势还需时间来证明。
编辑：王连志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806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保建云
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
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新的环境，只有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才能成功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局，持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世界经济调整期与我国的发晨优势
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地区与国别结构、产业结构、动力机制、分工合作与一体化模式、贸易与要素流动方式出现显著变化的历史阶段。
具体表现为：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比重和地位持续下降，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持续上升，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力日益明显;以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生物技术、数据处理与信息技术、航天与海洋开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越来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先导力量，传统制造业与单一要素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增长动力上，单纯的市场或政府推动逐渐为市场与政府协调双驱动所取代;由新兴国家推动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表现出多样化与多元化态势：国际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表现出新的特征，贸易摩擦增多，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成本上升。
为适应新的情况，我国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一是贸易方面，变传统的成本优势为出口产业综合优势，提高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控制能源与原材料进口成本与国际垄断力量的不当干预。二是对外投资方面，把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分工深化带来的市场机会，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培育我国利用外部资源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制度与市场优势，引进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和管理经验，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与我国参与能力的提升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是指维护和调控世界经济运行的组织机构、制度规则的变化和创新。具体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
西方国家对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能力下降，传统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在下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单边与单向国际分工合作逐渐转向多方共同主导的合作模式。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度安排与惯例也处于不断修改和完善之中。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方向。
2010年国际经济组织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4月，在世界银行改革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投票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中国份额超越德、法、英，居美、日之后。
我国应当抓住这一机会，继续推动IMF投票权和监督权以及世界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主动设置议题，通过G20与其他多边谈判影响国际决策，维护新兴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利益。同时，积极推动WTO的变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完善贸易规则，防止外部势力以贸易顺差为由对我国施加不正当压力。此外，要积极推动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完善，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中日韩合作等，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参与创造新的国际经济组织，如“金砖四国”合作机制;直接推动废除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惯例及相关制度安排。
全球创新和产业转型与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全球创新与产业转型虽然处于初始与孕育阶段.但对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与格局演变的影响不容忽视。它已成为各主要大国应对危机、培育新的增长极和竞争优势的突破口。此外，与新兴产业相关的各项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制度正处于构建和完善之中，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发展中国家将再次错失产业革命的“超越”机遇，输在“起跑线”上意味着继续被规则所“欺负”。
有分析指出，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控制产业链的高端-f:-息科技业和超级金融业，透支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增长能力和美国自身的信用安全边际，形成此次高信用杠杆持续放大的金融危机。因过度倚重外需和基建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危机影响。创新与产业转型关系到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金融危机再次提醒中国进行产业与经济“大转型”的紧迫性，也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此，我国需要培育创新的意识和文化，健全市场机制，在制度上激励创新体系的完善，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发明、新工艺引入与新市场拓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体系健全、高效有序、竞争充分的市场化产业发展体系。
新兴市场国家力量上升与我国的发展壮大
新兴市场国家的上升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年发布的报告称，世界最富有的30个OECD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60%，降至2010年的51%和2030年的43%。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经济总量所占比重将不断上升。
除了经济总量和影响力的持续上升，新兴市场国家力量上升还表现在经济增速快于世界平均增速，在国际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力持续上升，研发与创新能力的上升。与之相应，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组织、国际规则中话语权的上升，其抵御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压力和风险、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能力和讨价还价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因此，我国一方面要发展好自己，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协调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同时，要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意味着四国作为一个固定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宣告成立。同年，中国成为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最近，作为“金砖四国”轮值主席国的中国已正式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
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巨大震荡，我国要在战略机遇期内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调整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培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与调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得先机并占领制高点。编辑：王鹏权
中印关系尚需认真经营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745字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加力
2010年12月15日一17日.温家宝总理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双方同意建立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开通两国总理电话热线，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确定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迸一步推动双方在相互投资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还签署了总额为160亿美元的协议，宣布2011年为“中印交流年”，中方将邀请500名印度青年来华访问，而印方则决定在一万多所中学里开设中文课程。
5年前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提出两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次成功的访问作为中印建交60周年一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意味着中印关系将在此基础上开创新的局面。
建交60周年的外交新里程
2010年是中印建交60周年。4月1日，两国领导人就两国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随后，印度外长、总统先后访问中国，揭开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序幕。11月29日一30日，中印边界第14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妥善解决边界争端和维护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将从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政治指导原则精神，努力推进谈判进程，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中印关系呈现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双方经贸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展，步入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新时期。双边贸易额10年内增长近20倍.2009年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预计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增加到600亿美元以上。此外，印度还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之一。2010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中印财金对话，有力地推动了双边的理解和相互支持。
为了庆祝中印建交60周年，印度在中国的35个城市里举行了规模可观的“印度节”，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促进了两国民众的沟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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