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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中国最具影响力群体”——新生代农民工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531字

  编者按:新年开新局。2011年起,半月谈编辑部将推出“年度最具影响力群体”系列评选活动,首期推出的是“2010.中国最具影响力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中外各个领域活跃的社会群体,将陆续成为半月谈评选活动新的聚焦点。

  在十大新闻人物、十大新闻事件等媒体“例牌菜”盛行的今天,半月谈为什么要将社会群体纳入评选视野?

  这是时代的要求。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群体的分化日益明显,群体意识的觉醒、活跃成为中国社会引人注目的事实。这对中国的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促使国家的社会政策不断调整,施政对象逐渐细化到各个社会群体。关注这样的变化,关注社会群体,正是时代对新闻媒体提出的迫切要求。

  这是人民群众的要求。众所周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历史的书写者那里,这样的创造作用往往被个人的光芒所遮蔽。在当代的历史书写者——新闻媒体那里,人民群众的集体形象也很少出现在头条、封面和首页,更多情形下只是充当着“新闻人物”的背景。在公民意识、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上述做法不仅容易导致历史的真相被遗忘,也容易导致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被忽视。我们看到,社会群体,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体现历史创造者作用的天然代表。让社会群体成为聚竞灯下的主角,发出自己的呼声.这就是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体提出的新要求。

  这是半月谈报道理念的体现。自1980年创刊以来,始终扎根基层,服务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是《半月谈》得以成长为“中华第一刊”的唯一秘诀。我们的目光,始终坚定聚焦于人民群众,从未远离:对于人民群众的光荣与梦想,我们始终心怀感激,心存敬畏。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乐于承担这样的使命:评选一年来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影响力最为显著的社会群体,让人民群众的形象更突出,让人民群众的声音更响亮!这就是我们评选社会群体的初衷。

  在一年来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梳理社会群体的作用,评选“年度最具影响力群体”,是一份艰难而有意义的公益性工作,它需要你我共同的参与。今后,半月谈将采取多种手段广泛吸收社会各界读者意见,共寰评选。让我们在每一年最重要的时刻,把最多的掌声送给人民群众,把最宝贵的版面留给“年度最具影响力群体”!

  评选/半月谈编辑部 执笔/主新亚

  有一个群体,在中国大地上奔走、徘徊,游移不定。

  有一个群体,在他们借以生长的农村被视为“异类”,在他们为之奉献的城市则被视为“过客”。

  然而他们既非异类也非过客,他们怀抱的梦想与你我无异,无非是安居乐业:他们追梦的所在也不值得惊诧,正是你我同样热爱的这片沸腾的土地。

  他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人数接近1亿的社会群体,他们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地平线上的时间并不长久,2010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才首次把他们纳入政策文本。可以说,他们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他们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到农民工,再到新生代农民工,咀嚼这个词的演变过程,恰似看到一个新生命逐渐从传统的束缚中挣扎、摆脱、呱呱坠地。新生命带来了新希望,为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带来了一股新鲜的冲击力。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影响力刚开始显现,但已经着实引人注目。虽然与官员、企业家等传统强势群体相比,他们还不足以直接、迅速地影响社会,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是更为深入、强劲而长远的。他们每个人都很年轻,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就像一条条默默流过大地的小溪,容易被人们忽视。但当他们汇集在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奔流,就将显示出巨大的能量。

  许多时候,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力是相对“静态”的沉默存在。走进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各类外贸加工厂,长长的流水线上是一排排如机器般忙碌而沉默的年轻人,他们头也不抬地工作着,没有时间聊天、休息甚至上厕所,所换来的只是四五十元一天的微薄报酬。这样的场面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必要的悲悯之感。但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强大,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够通行全世界,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在这方面,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比如,继2009年人选美国《时代》年度人物后,2010年,中国产业工人再次作为一个群体,登上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财智》当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被称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生力军,当然有资格担当这样的光荣,也有资格接受全社会的感激之情。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力还将更为凸显。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强大,中国制造就必须向中国创造转型,而转型的成败则有赖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升。如果放到更大的时空去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升问题,我们的想象空间还将进一步打开:一个接近一亿人、还在不断扩张的巨大群体,从农村剥离出来,如果能够迅速提升自身素质,他们对于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面貌改变,乃至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提升,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如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一群“中国少年”其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这样的静态和远景描述还不能全面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力,要知道,他们之所以叫“新生代”,就因为他们是不甘沉默、不能“静”下来的一群,他们的心思时时刻刻都在“动”,整个开放的中国都是他们游走的舞台。2010年,他们的影响力发挥,更多地在“动态”表现。

  作为“有梦的一代”,他们绝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对生活的追求直截了当,首先的表现是“用脚投票”。2010年初,沿海地区的“招工荒”在因金融海啸阔别两年后再次发生,那些拒绝低工资上岗的人们中,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之所以有底气挑三拣四,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好的就业能力,更宽广的就业视野,也是因为国家的扶持政策改善了家乡的就业环境,内地和沿海的工资差距进一步缩小。他们的选择,将倒逼企业和政府进一步改善用工环境.2010年沿海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一个证明。而长期“用脚投票”选举出的,必然是一个更加符合工人要求,更能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提升的就业环境。

  他们的影响力更为醒目的表现来自维权。作为“不安分”的一群,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他们不会等着别人来赐予更好的命运,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发起的数起维权事件震动了整个中国,如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和本田等外企工人罢工事件。这些发生在大企业的维权事件,引发了转型期中国如何改善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结构改革的大讨论,最终导向一系列良性的结果:相关企业承诺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待遇,全社会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工会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相关改革得以进一步提速。我们看到,这些维权活动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正向与良性的推动,尤其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硬骨头”改革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可以说功不可没。

  维权活动中,新生代农民工迸发出的集体力量令人敬畏,这就是梦想的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梦在城市,他们的影响力就蕴藏在这个待实现的梦里:户籍、住房、就业、教育培训、文化需求、政治表达……梦想与现实的每一次碰撞都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所有的能量都在聚集起来,奋力推动着中国的城市化走向成熟。在这股梦想之光的照耀下,现实社会的弊病往往暴露无遗,这就给社会的自我修补与完善提供了可能。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其他“较稳定”社会群体的影响力,或许正在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力虽然潜力巨大,但之所以能发挥出来,不仅依赖于自身的素质,更依赖于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善意回应。我们看到,自2010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逐渐重视,许多地方都出台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政策,社会各界更是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法律援助中心主动帮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会进驻外企、政府兴建农民工公寓、优秀农民工可落户城市等2010年的新闻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那堵坚硬的现实之墙正在软化、后退,一张更为完善的保障之网正在形成。还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局限性几乎和他们的潜力一样巨大,甚至也存在被现实淘汰的可能,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他们,是把他们看做资源还是负担,是把他们的梦想视为理所当然还是看做非分之想,是帮他们前进还是冷眼旁观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继续无根地漂泊。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社会已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选择了呵护他们的梦想,与他们一起砥砺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正面影响力仍然大有可观。

  编辑:张寒

  政府改革向县治突破探寻中国县权改革的路径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5991字

  编者按:为加强对县一级,特别是对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2009年3月,中央纪委、中组部选取河北省成安县、江苏省睢宁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3个县(区)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拉开了中国县权改革的序幕。

  古往今来,县级政权一直都是国家政权的基础。然而,让人忧心的是.近年来发生在县级政权尤其是县委书记身上的腐败案件屡见不鲜,分析这一现象,权力过于集中、政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监督是其中主要原因。试点县(区)在一年多的实践过程中,针对上述突出问题大胆改革,探索县级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新路径,其经验对全国其他地方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刊记者 张羽 伍晓阳

  “县权”.最重要的就是用人权和决策权。三县(区)在试点过程中着力探索如何正确、有效地行使这两项权力,促进县级执政能力建设。

  公开民主破解用人“三大顽症”

  三个试点县(区)规范县级用人权,以“阳光用人”和票决,有效破解了选人用人过程中存在的一言堂、暗箱操作、买官卖官等顽症,从而有效提高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县委书记在用人方面容易搞一言堂,但是每个县的科级干部多达数百人,县委书记不可能全部熟悉.一言堂难免导致用人失察或用人腐败。”成安县委书记张臣良说.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必须规范用人权,以“阳光用人”打破县委书记的一言堂。

  为消除一言堂现象,试点县(区)各出高招。“睢宁实行了干部调整党内预告制度。每次调整干部都会提前将调整意见向各位常委预告以征求常委们的意见,绝不搞突击调整”。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对记者说,在后备干部选拔上,睢宁县实行“X+1”选拔制度,“X”是根据乡镇和单位大小确定1到3个名额,然后根据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的原则,通过单独写票、保密投票、现场公布结果的方式,确定后备干部人选:“1”则是由单位党组织对实绩突出但未进入“X”的同志直接提名。2008年以来,睢宁县通过这种方式确定了391名后备干部。成都市武侯区则以健全干部动议机制杜绝临时动议调整干部的可能。武侯区委书记刘守成说,通常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可以调整干部:一是换届,二是机构改革,三是因退休出现岗位空缺,四是班子运行中出现不团结或干部受处分等情况。

  为.化解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存在的暗箱操作问题,三个试点县(区)通过推进干部选拔任用过程公开透明,将干部选任过程置于干部群众监督之下,得到了广泛的信任与支持。

  成安县出台了审查意见公开、社会旁听和全程通报等三项制度。“在县权公开试运行之前,我老是担心在用人方面把握不好,有压力。现在好多了,因为成安县注重公开透明和群众参与,让群众为县委选用干部把关,这给我们用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保障机制,便于更好地选用干部。”张臣良说。

  与成安县相比,干部调整情况说明制度是睢宁在选用干部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每次调整干部后,睢宁县委组织部门都会通过集体谈话将干部调整原则、调整思路和酝酿过程向全体领导干部解读,切实做到公开用人。成都市武侯区则通过干部“调整动议”机制、“选拔任用”机制、“干部考察”机制和“干部票决”机制来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公开透明机制。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三个县(区)均对干部选拔任用实行票决制,同时注重以群众参与、监督为干部选任工作把关,确保选用的干部不但组织认可,还能让群众满意。

  成安县对民主推荐的干部,组织单位全体人员和有工作关系的群众进行测评,对得到1/3不赞成票的干部取消考察资格。在干部试用期满后,组织单位人员和群众代表进行试用期工作表现和业绩的民意测评,1/3群众不同意的不能按期转正。年度考核时,在民意测评中有1/3群众不拥护的会被列为淘汰对象。

  在睢宁县,干部的工作怎么样,群众的评价更重要。睢宁实行的民意问责制直接将干部作风和实绩交由群众来评议,可谓“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干部干不干,按群众意见办”。在2010年1月份开展的“软环境治理专项评议”中,睢宁县群众评出县规划局和国土局等“最不满意的单位”,结果相关单位的13名责任人被问责,其中有7人被撤职。2010年5月,睢宁县委又举行评议会,对群众评出的“最不满意站所”“最不满意部门”和“最不受欢迎的单位”负责人,分别做出了处理决定。

  规范决策流程降低“决策风险”

  2009年,成安县群众向县委提出了供暖气和煤气的要求。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供双气需要1亿多元资金,县财政无力投入,只能招商引资,并需要给被招的企业优惠政策。这一过程存在诸多风险,决策预警机制随即启动。张臣良说:“投资多少?给什么优惠政策?给到什么地步?这些决策如果单靠书记、县长来做,是有风险的。我们按照县权公开的决策流程,召开常委会讨论,征集四套班子和群众的意见,并把所有的决策、实施的内容和过程通过各种渠道公示。”目前,成安县已供暖气面积50万平方米,供煤气1万户:招商来的两家企业共投资1.2亿元,政府以土地补偿。

  这件最终各方皆大欢喜的事情,得益于县权公开的决策流程,它使得在重大决策中干部规避了风险,群众得到了实惠。

  决策过程往往环节众多,每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决策失误、贪污腐败、伤害民生。在实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过程中,试点县(区)逐个排查权力运行风险点,提前做好风险预警,使权力运行能够科学透明。成安县在排查县委权力运行中共找出风险点200多个,睢宁县组织专门课题研究,梳理运行脉络,明确了十个权力运行重点环节,总结出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五大风险:决策失误的风险、暗箱操作导致腐败的风险、权力寻租破坏公平的风险、效率低下的风险、伤害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

  决策权被县委书记一个人或少数人控制,就容易出现决策失误或腐败。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说:“我们也走过一些弯路。以前我们搞高新技术产业,甚至要搞动漫,但实践证明这些并不适合我们这个没有相关基础的县。决策不能违背发展规律,脱离发展阶段。”睢宁县在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顿时,发现一个楼盘没有任何手续,群众交了钱拿不到房子,王天琦说:“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

  三个试点县(区)的书记均认为,决策和操作失误大多数会伤害民生,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为了规避权力风险,减少决策和实施的失误,三个试点县(区)做了积极的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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