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来保证决策准确。睢宁县研究重大决策和与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时，规定全委一会、常委会、党委(党组)会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党员、群众代表列席旁听，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提升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准确性。同时，明确每半年召开一次全程直播的县委常委会和全委会。目前，睢宁县已对全委会进行了三次现场直播，会上，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就民生、治安、交通等群众关心的问题接受党员、群众代表质询，现场作答，现场直播。县权公开透明运行.有效避免了过去决策不民主的状况，把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建立重要项目、工程、资金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制衡机制，规避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睢宁县明确规定有关重要项目、工程、资金的事项先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再经政府常务会议决通过后交由县委常委会审议。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如审议不通过，交回相关职能部门重新制订方案，而不参与方案的修订，人大对审议通过的决议事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形成了部门提案、政府议决、县委审议、人大监督的权力运行构架，解决了县委、县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职能分工不明的问题。2010年9月25日第十四次睢宁县委常委会上，由政府常务会提交的关于粱集镇景湖安置小区的建设意见，由于侵占了睢宁发展空间，不符合睢宁长远发展需要，县委常委会予以否决，交回县规划局重新研究方案报政府常务会审议。王天琦说：“必须强化否决权的设计，这相当于一道闸门，可以形成有效威慑，使权力没法用来寻租，有效减少腐败。”
第三，事前做好风险评估和预警，才能使决策和实施更加有效和顺利。武侯区委书记刘守成说：“比如我们在搞拆迁时，先要做法律和信访维稳的风险评估。由区法制办牵头做法律风险的评估，由区信访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做信访维稳的风险评估。评估结果有三种情况：风险很大建议暂缓，跟国家法律法规有抵触建议调整：风险比较大但是可控：没有风险。然后再根据评估结论决策和实施。”睢宁县根据职权重要程度、行使频率和问题发生几率，突出节点控制，引入民调评议机制，进行风险等级评估，制定防范预案，降低决策风险。
第四，禁止县委直接参与行政事务，由直接参与向监督管理转变.消除了打招呼、批条子等县委干涉部门事务的现象。睢宁县规定县委“五个不决策”，即未经调查研究论证不决策，未经集体讨论研究不决策，分管常委和部门意见不成熟不决策，有异议、分歧较大的不决策，不直接决策土地、规划、招投标等具体事项。
三位县(区)委书记最大的感悟就是：做有利于群众的决策风险最小，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是决策的最重要依据。重视民生、重视群众利益也是试点成功的重要原因。成安县三年来共搞了68项工程，都是民生工程：睢宁县2010年1月至10月，城建完成拆迁93万平方米，是上年同期的3倍，没有发生一起因拆迁而引发的越级上访闹访事件。自试点以来，三个县(区)没有发生一起围堵政府事件及其他恶性群体性事件，越级上访事件批次和人次均大幅下降。
拆除“围墙”制造融洽干群关系
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促进了舆论“监督场”的形成，同时也拆除了县委、县政府与群众间无形的“围墙”，融洽了干群关系。
在成安县委、县政府大门两侧，32块公开栏清晰展示出县党政领导干部的照片、职责以及手机和座机号码，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县委书记张臣良的照片与介绍。办公楼内每间办公室门口的墙上，一个个明示卡显示主要党员干部的姓名、照片、职务和分管工作。
在成安县委大院里，记者遇到了五位前来反映问题的村民。他们根据公开栏上的信息，拿着材料自行穿过大门，“我们要找书记，问一下土地补偿为啥还没发下来”，说话间，几个人已走进县委、县政府大楼。到中午，当记者完成对张臣良的采访与其一起走出大楼时，一位老大娘快步迈上台阶，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张书记，我儿子重病家里又没钱，您可要帮我想想办法啊!”
成安县打破了“一个单位一套院、一个领导一间房”的传统机关办公模式，推出集中办公、透明办公、开门办公和互动办公等“通透式”办公形式，加强县委与群众的联系，提高服务效率。“老百姓谁都认识我，他们进得来门，找得到人，办得成事，这就打破了以前和群众之间那堵无形的围墙。”张臣良说。
成安县通过打破“围墙”建立良好干群关系，睢宁县则利用手机、网络等新媒体，创造新的通透办公形式，加强与群众的互动。在睢宁县委的短信平台.记者看到仅2010年11月8日这天，发到王天琦手机上的短信就有44条。而在西祠胡同“睢宁论坛官方版”“睢宁同乡部落官方版”“徐州论坛”等和睢宁有关的网络论坛上，每天也都有十几条网帖直接向王天琦反映问题或寻求帮助。桃园镇桃李村村民汤从胜，在11月8日那天给县委书记的手机上发了短信，他说：“王书记，8月份在岚山侯庙蔬菜基地，我听了您振奋人心的讲话，备受鼓舞，回家后即承包了本村20个大棚。”
“老百姓要跟我交流，或是反映问题，只需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一个网帖。”王天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睢宁县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使得政风热线、短信平台和网络成为新的监督载体。
改革为县级政权带来新气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成安、睢宁和武侯大部分党政领导干部认为，改革明确了权力界限，保证了权力的规范运行。他们总结出改革给县级政权带来的五大新气象，使我们对下一步全国范围内的县权改革充满信心。
第一，明确了权力界限，保证了规范运行。依据党内有关文件和制度，县委书记张臣良的主要职权被确定为27项，而在这27项主要职权中每一项职权的行使，都要依据相对应的职权运行流程图，以规避职权运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张臣良认为，相对于过去县委书记往往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明确了一把手的权力界限，规范了权力运行的程序，从而保证了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对此，刘守成更有着自己的理解：“既然大家都知道权力的界限和行使流程，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县委书记也是一种解脱。’
第二，强化了监督制约，促进了决策民主。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使权力的各个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下，这既有利于提高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员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制约作用，增强干部的自律意识，从源头上遏止不正之风。成安县专门出台了《中共成安县委常委会监督县委书记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以规章制度加强对县委书记的监督和制约：睢宁县实行“一述双评三监督”制度，要求县委书记和其他县委班子成员定期述职述廉(一述)，公开接受党内和党外评议员评议(双评)，公开接受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三监督)，从而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监督方式。王天琦说：“在这样一个全方位监督制约的体系下，即使我想徇私舞弊，也不太可能。”
第三，促进了班子团结协作，带动了队伍风清气正。记者了解到，在三个试点县(区)，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县(区)委书记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在一把手示范的表率作用之下，试点县(区)的班子成员严格自律，真诚以待，形成了团结协作的精神，凝聚力、战斗力增强。同时，在县(区)委书记和班子的带动下，各级干部包括基层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也大大增强。据睢宁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唐健介绍.2010年1月到10月，睢宁涉及投诉科级干部的信访量同比下降了69.5%.举报科级干部的短信同比下降了75%。“以前武侯区委纪委每年都会收到群众对选人用人工作的举报，区委权力公开运行以后，几乎没有再举报的。”刘守成说。
第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党的公信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推进，有效消除了群众对干部和重大事项决策过程的神秘感与隔阂感，从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信力。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克勤认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县级党委班子和书记把权力真正当成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县委与群众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县委书记和班子也会更加慎重。而随着对重大事项的参与度、知情度和满意度越来越高，党的公信力在人民群众的心中也越来越高。
来自高墙内的反思——落马县级一把手谈权力失控
《半月谈》 201100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791字
本刊记者 黄豁殷耀 叶建平
县级一把手既意味着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又意味着权力不小，甚至“我的地盘我做主”：少数一把手在大权独揽之后，也为缺乏制约的权力所害。记者近日走访部分落马干部发现，这些当年的县级一把手们，如今在监狱中反思最多的，除了自己的贪欲，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诱惑。
“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
“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这一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一些地方官场的真实生态。接受采访的落马一把手们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说，正是因为一把手说话太算话了，下属们都争先恐后地讨好他，光是逢年过节向他“进贡”的礼金就达100多万元，目的就是希望“书记在自己工作和个人进步问题上关心和支持”。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告诉记者，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在担任县委书记的4年间，从来没有人在他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没有，“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绝对的拍板权让他有了诸多权力寻租的机会，到县里搞开发的房地产老板先后送上100多万元，希望得到他的“关照”。
一把手权力炙手可热.一旦有人敢于坚持原则，提出不同意见，往往会遭到排挤和打压。记者了解到，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在位时，曾经在县委常委会上呵斥发表不同意见的县长：“你这县长才当几天，就想当家?等你当了书记再当家肥!”这名县长为此气得大病一场，后来主动要求调离。如今因受贿在监狱服刑的这名原县委书记对记者说：“书记和县长区别太大了.书记说了算是规矩。” ‘
一把手在一个地方干得越久，往往一言堂的情况就越突出。四川省西部某县原县委书记回忆说，在当了6年县委书记后，几乎所有的下级都是他提拔的，都对他感恩戴德，他每次民主测评都是满票，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没有半个反对的声音，“到后来都不需要说了，我使一个眼色下面的人就知道该怎么办”。这名37岁就当上县委书记的被采访者说，听到的都是颂扬，看到的都是笑脸，那种状态让人很容易飘飘然.不知不觉间自己从自信、自负走向狂妄，出事就成了必然。
记者点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些落马官员并不是天生的腐败分子，有的还曾经是“优秀县委书记”，但他们最终因缺乏监督的权力而迷失自我。这些落马干部的经历，提示我们应该好好反思制度上的漏洞。
“权力潜规则可把制度变儿戏”
接受采访的落马干部表示，近年来，国家对规范权力运行和强化监督出台了很多制度和规定，但在一些地方作用有限，某种程度上处在“空转”状态.甚至“民主程序”“集体决策”成为乱拍板、乱决策的“挡箭牌”。重要决策大多是一把手在小圈子内商定好后，再冠冕堂皇地走程序，其他班子成员都心照不宣，形成了“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的潜规则。
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市开发区原党委书记举例说，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从程序上要求一把手最后发言和班子成员票决，但在上会之前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条件没有成熟绝对不会上会，哪怕禁止一把手发言也一样会通过，“票决也是同样道理，我们党委班子也就9个人，谁投了反对票一目了然”。
重庆一落马干部告诉记者，从他任区长近10年的经历看，“很多时候，权力的潜规则可把制度变儿戏”。比如，书记管干部和大政方针、区长管政务是明确的职权划分，但实际上党委书记对行政事务“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为了插手政府事务，党委书记可绕开制度钻空子：成立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或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区长或常务副区长担任，将书记个人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透露，在“权力寻租”高发的重大工程招投标上，县委书记为了避嫌，一般都不会担任招投标领导小组成员。看起来一把手没有插手，但实际上，自己想让哪个企业中标，可以冠冕堂皇地向招投标小组“推荐”某某企业实力强、质量好，而招投标领导小组组长一般都是县长担任，“他敢不听一把手的话”?
记者点评：权力监督流于形式的现象表明，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不可能对一把手权力形成真正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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