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上诉权，而是有条件地享有上诉权。即在征得被告人同意后，可以提出上诉。这样规定，既有利于被告人充分地行使上诉权，又可以防止在被告人认罪服判的情况下，辩护人和近亲属违背其意愿提出上诉，进行无理缠讼，妨碍及时审结案件。
3．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有权就一审裁判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但无权涉及刑事裁判部分，一审刑事判决如果没有其他合法的上诉或者抗诉存在，上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只是为了方便第二审法院对附带民事判决的审理，刑事判决可暂不交付执行。此外，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所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经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同意所提出的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上诉，也应视为有效上诉。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被害人有上诉权，但为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其请求抗诉权，该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做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二）抗诉的主体
第二审程序中抗诉的主体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是国家赋予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的特定诉讼权利。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的一审裁判确有错误，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依法提出抗诉，其上级人民检察院或者下级人民检察院，都无权提出抗诉。法律将抗诉权赋予了检察院，而不是检察长或者检察员，因此，抗诉应当由享有抗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决定，并以检察院的名义提出。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应当实行监督。无论对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错误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提起抗诉。与上诉的效力相同，抗诉的效力首先阻断第一审刑事判决、裁定生效的自然进程，同时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开始，将案件移送第二审法院审理。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同级人民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只能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不能按二审程序抗诉。
(一)上诉的理由
刑事诉讼法对上诉的理由没有作限制性规定，上诉只要是在法定期限内由有上诉权的人提出的，就有效，就应当依第二审程序对案件进行审判。不论上诉人是否同时提出具体的理由，也不论其所提理由是否正确，都不影响上诉成立。通常情况下，上诉人在提出上诉的同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出一些理由，以期通过陈述和说明不服第一审裁判的根据，引起第二审法院的重视，及时纠正原判中的错误。但是，上诉理由并不是成立上诉的必备要件，且上诉人并无具体说明上诉理由的法律义务，不能要求上诉人在提出上诉时必须说明理由。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有上诉权的人不服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在法定上诉期内就可以提出上诉。
（二）抗诉的理由
与上诉不同，抗诉必须有抗诉的理由。由于检察院提出抗诉，不是为了当事人的私利，而是为了捍卫国家法制的尊严、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抗诉的质量直接体现着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质量，关系到检察院的执法水平和声誉。基于这一点，刑事诉讼法对抗诉的理由做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的一审裁判确有错误时，才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而且要经过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意后生效。所谓确有错误，是检察院对第一审判决、裁定所持的否定性评价，而且，应当有事实或者法律的依据来支持这一评价。否则，即使得出第一审裁判确有错误的结论，也不具备提出抗诉的法定理由。换言之，检察院在提出抗诉的同时，就应当依法具体指出或说明第一审裁判中的错误之处，并阐述相应的事实或法律根据，以表明其抗诉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抗诉理由的要求。
第一审裁判中可能发生的错误是比较广泛的，一般可分为认定事实、证据错误；定罪、量刑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以及诉讼程序错误等几类。当然，这里所讲的错误是检察院的认为，是检察院依据事实和法律自行做出的结论，但这一结论是否成立，第一审裁判是否确有错误等实体问题，只能由第二审法院在依照法定程序对抗诉案件审理后做出回答。检察院所持第一审裁判确有错误的评价，只是抗诉成立并提起第二审程序的理由，而不是第二审程序终结性的结论。因此，不能要求检察院的抗诉必须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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