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涛：公务员叛逃入刑需追逃与监督跟进

　　2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召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三次审议。草案中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月23日人民网)

　　公务员叛逃入刑，这个应该有。人们自然想到，最近在网上很热的一则新闻，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利用职务之便，与当地信用社主任勾结，采取私刻公章等手段，从财政专项账户上套取资金近亿元后出逃境外。公务员叛逃入刑，既细化了公务员叛逃的刑事法律责任，又成为对外逃者的垫底惩罚之举，震慑外逃贪官，非常及时和必要。

　　贪官外逃早已不是新闻了。究竟有多少中国贪官在逃，他们带走了多少钱款，这似乎一直是个谜。 据商务部早些时候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三十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这些外逃贪官不差钱，多数选择欧美发达国家藏匿。而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国际刑警组织等手段遣返外逃贪官并追回财产的只有很小一部分。由此联想到温州鹿城原区委书记杨湘洪，人称“杨跑跑”。尽管常有媒体报道外逃贪官在异国他乡混得很差，光景惨淡，但他们满载而“跑”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巨额财产足以让他们住有其房，老有所养。与其他外逃贪官一样，“杨跑跑”早就带出去的银子也足以让他不想家，温州市派人苦口婆心、好说歹说也没能让他踏上回家之路。公务员叛逃入刑，固然很好，然而，外逃贪官抓不回来，如何治罪？有人建议搞“缺席审判”，让外逃贪官一边在国外打着高尔夫，一边看“主角未到”的审判直播，有何意义？

　　公务员叛逃入刑更需追逃与监督跟进。追逃贪官的天网日益收紧，外逃贪官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随着跨国实施贪污贿赂犯罪新格局的出现，中外联手肃贪正成为一种必然。原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曾说：“对于那些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潜逃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将其抓获归案，绳之以法！”人们期待看到更多的外逃贪官“戴着手铐回来，吞下去的吐出来”。针对“裸官”的出现，深圳在全国率先规定，“裸官”者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为了防止“裸官”外逃，广东省委组织部规定省管干部上任前需报告家属情况。去年4月，中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无疑是从源头是预防腐败、制约“祼官”的务实之举。

　　防范“祼官”与遏制贪官外逃还需更多的机制来积极应对。“杨跑跑事件”发生后，温州机关单位掀起一场收护照的运动。“收护照运动”只是权宜之策，应创新制度，制约重权官员的权力，官员财产情况和重大事项必须申报和公布。盯牢重点行业和领域，把好大额资金流出关口。加大对金融、海关以及财政部门、基金组织的监督力度。反腐部门应高度关注重点领域、重点官员的腐败迹象和征兆，防止重大资金非法外流的发生。同时，应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及子女配偶从业、移居国（境）外的申报和公示制度，创造条件接受社会监督。只有让公权力阳光运作，官员信息公开透明，才能使官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贪了也插翅难飞。这也应该是公务员叛逃入刑的原旨与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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