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财富分配格局的合理化
当前，我国劳动者的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给了社保，除买房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外，其他几项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可支配收入。双管齐下，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会比较明显。
七、努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农民合理转移和就业，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
国家应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支持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充分就业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促进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加大对低学历、低技能工人的在职培训力度，使劳动者的收入随着职业的改变而相应提高。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是首先要正视的问题。可通过户籍改革，推动教育、养老统筹等改革，进而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性障碍。
八、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
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保护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生存生态，健全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均衡机制。一要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二要在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要在劳方和资方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三要明确国家充当规则制定者和冲突裁决者的角色。四要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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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不断增加一线劳动者报酬，让民众体面劳动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我们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行政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广大劳动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组织职工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保障。要切实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充分就业，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要切实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就业帮扶、生活救助、医疗互助、法律援助等帮扶制度，着重解决困难劳动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使他们不断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温家宝：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严重存在，从三方面解决
今后五年，我们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我赞成网友的说法，主要是制度的因素。我们已经提出来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在今后收入分配当中，要实行两个“同步”，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要同经济增长同步；职工工资增长要同劳动生产率同步。
我们还提出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一次分配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二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政府这些年设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养老、医疗、就业、低保等保障问题，实际上也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但是，目前这个问题还是严重存在的。
有一句话说：有一个富人就会有五百个穷人。这句话比较形象，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同时提高低保的保障水平；第二，对于收入过高的行业，我们要采取从总量和水平两个方面，对他们的收入加以限制；第三，我们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
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有措施，包括税收措施，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公平的、正义的社会，使每一个人生活都有保障，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理想。
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要让每一个人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一定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李克强：应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
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这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当前，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只有就业规模扩大了，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扩大消费才有条件。社会保障是一张“安全网”。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健全养老、医疗卫生、最低生活等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本身也是社会消费。应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保障和服务，把重点放在“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上，集中力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办好群众需求最迫切、政府又力所能及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名家观点
如何让“民富”美梦成真？
张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收入增幅达到了24.2%，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更是达到了31.2%。然而相比之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却只有7.6%。
公共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保障作用不言自明，但民众收入增长长期跑输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所形成的弊端也昭然若揭——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将导致消费的萎靡和内需的不足。消费动能的长期不振，最主要因素就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过低。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特别是依靠政府投资而拉动前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模式尽管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高歌猛进，但也形成了对民间资本的强大“挤出效应”，私人企业承接社会就业的力量受到压抑和削弱。
从98个中央部门近期已经公开的“三公”经费中，虽然如同国税系统高达21亿元的支出并不普遍，但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开销也多如牛毛。更重要的是，由于可以支配的财政资源向政府部门集中，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督，那些掌握财力分配话语权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通过权力交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结果自然非常残酷：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很容易成为腐败丛生的重要温床。
国民收入向财政集中可能诱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隐忧。由于国有企业利润的财政化和部门化，加之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
显然，实现真正意义的从“国富”到“民富”，已经不仅体现为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为此必须从制度和机制创新层面确保“民富”工程的到位。笔者认为：
第一，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最主要路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已日渐凸显出来。对此，政府在最大程度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应当切实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无息贷款、税收返还和关税折扣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由出口依赖型转为消费依赖型。
第二，未来政府公共财政开支应当最大程度地突出以社会保障为重点，切实补齐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短板，力争到2015年使社会保障投入占到财政总量支出之比达到40%甚至更高，同时提高公共服务与社会救助水平，使更多的社会群体能够享受和消费到优质的公共产品。
第三，要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并向民众慷慨分红。否则，国有企业相对于民众而言就只有宪法意义而已。
第四，针对腐败群发和恶性案件增加的趋势，管理层除了注重制度建设和预防机制塑造外，还应当广泛发动媒体和通过群众监督的形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围攻和高压之势，以此保护公共财力和民众财富不受到权贵者的吞噬和侵害。
来源：《中国青年报》
工资上涨标准量化，乐观其成
高初建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意见》。这样一件与京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事情，既有十分值得期待的想象空间，又有相关政策能否落实到位的悬念，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当下，社会公众对于继续坚持改革有种种期望。其中最大的期望之一，莫过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从决策层的设计来看，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方面维护群众权益，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让收入分配制度更加趋向公平，其政策思路已经是清晰可见。在“十二五”规划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的“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以上，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的目标，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如今，北京市率先发布了《意见》，不仅量化了工资上涨标准，同时制定了企业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线、企业人工成本线等相关标准，政策规定相当具体，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确令人鼓舞。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改革设想的提出，其出发点无论多么积极，方案多么诱人，如果不能落在实处仍旧是画饼。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北京也好，全国也罢，或许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或悬念，这是应该认真对待，认真研究的。
更多的问题不说，以下几个问题就摆在面前。
首先，《意见》是以政府的名义提出，终归只是一个“意见”或“建议”，大体上仅具有指导性的作用，与具有强制性作用的法律法规大不相同。在实践过程中，政府“指导”的权威性，与企业服从、执行的力度之间，必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工人的工资是企业付的，掏钱的是老板。假定企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无法满足工资上涨的要求，达不到“指导线”的标准，又该怎么办？今年上半年，全国工商联在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有大量中小企业遇到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用工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员工工资增长的幅度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长压力过大，导致一部分企业“不敢招工”，“招不起工”，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处于开工不足乃至停产的状况。而我们知道，在占企业绝大多数比例的中小企业中，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很高。对这样的实际问题，不能视而不见。
其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必须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工资“倍增”，千万不能搞成“被增”，不能只让一部分人获得高收入而其他人只能当“分母”。换句话说，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做到“提低控高”，一方面将最低工资标准提上去，同时对低收入者给予“保底”，有基础性保障措施；另一方面应通过预算管理手段，控制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的过高薪酬水平。
第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仅仅是“阶段性任务”，而应该是通过改革建立长效机制，应该使之成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解决上述问题既需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同时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比如，在指导企业实现工资增长量化目标时，政府需要采取包括减免税收、信贷优惠等多种措施，对企业，特别是用工量最多的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又比如，在建立长效机制方面，政府在企业雇主与员工之间进行工资协商时，必须发挥特殊的协调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北京市政府发布的《意见》，以及对这一政策的标志性意义，寄予厚望，乐观其成。
来源：《京华时报》
他山之石
美国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私人经济在美国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各经济主体主要根据市场的变动而决策，市场机制是经济的主导调节机制。相应地，美国也选择的是市场导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固然能刺激效率，但会拉开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均等化。美国调节社会分配的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较为合理和完善的税收制度，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以确保社会分配公平。美国的税收制度采用了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并采取少收入少交税、多收入多交税的原则，这种税收制度可通过征税将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美国的社会福利资金主要来自联邦社会安全保险税和州伤残保险税，由个人及其雇主按月收取，每个人在有能力工作时缴纳税款，等到退休或者遭遇伤残风险时，则可根据自己原来纳税额的多少来享受相应额度的社会安全福利救济。
二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向他们提供基本的收入、医疗、住房等福利。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三部分组成，具体包括提供失业救助、社会安全福利金、退休金、医疗服务、残疾保险、住房补贴、低收入家庭子女津贴和学生营养补助等。这些制度覆盖面涉及生老病死、伤残退休、教育就业等，被誉为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特别是为退休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有力的生活保障。此外，美国还采取了福利计划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失业补偿制度三项再分配制度。
三是教会和各类慈善团体也在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起到了对政府救济补充的作用。由于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来鼓励富人捐献，因此，美国的社会慈善事业比较发达，慈善捐赠也很普遍，对救济低收入人群和稳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
英国
英国调节收入分配政策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受到的影响有正有负，但整体上降低了居民的最终收入；二是高、低收入居民在调节中受到的影响远大于中等收入居民；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英国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主要有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以提供就业服务为核心的就业促进体系。其中，税收调节制度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国民保险税等；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以提供就业服务为核心的就业促进体系主要包括启动“新成长劳动力激发创业文化”项目、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的联动政策等就业能力培训政策。
德国
德国的收入分配调节体系较为完善，基尼系数长年保持在0.3左右。其调节手段主要有税收、保障救济和募捐。这三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为缓解德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保持德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税收调节方面，税收收入是德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直占财政收入的75%以上。其中对国民收入起到直接调节作用的税种主要有：所得税、房地产交易税、房产土地税、遗产税与赠与税、消费税、团结统一附加税等。在保障救济调节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其高效率得到了外国的公认，现在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30%。德国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网络，其主要内容包括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家庭保险费用、供养战争受害者和健康受损情况下的社会福利补偿和社会救济金。在募捐调节方面，富人如果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不仅可以依法将捐赠款抵扣部分所得税，达到依法避税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改善自己的形象，从捐赠行为中获得合理的回报，同时也可以用自己的善举回报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负担。
韩国
韩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成功典型。为了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韩国政府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济发展路径呈现出两大重要特征，一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二是高度强调经济增长兼顾分配公平。基尼系数在韩国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收入分配状况相当理想。韩国在经济腾飞之初，也面临着整个社会二元结构明显的特征，繁华的大都市和贫困潦倒的农村形成鲜明对照，韩国政府采取的成功措施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个人所得税是韩国国税中的重要税目，主要对综合性收入、年金和退休金收入和资本所得课征。在税制制定中，充分考虑了资产所有人持有资产的期限的不同，显示了法律制定者抑制不动产频繁买卖的政策导向。从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效果来看，个人所得税在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日益扩大，高收入阶层纳税额占总额的比重较高，起到了明显的收入调节作用。在社会保障方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保险，包括公共年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产业灾害补偿保险以及就业保险等；二是社会补救，包括生活补助、医疗补助、灾害救济、伤残军人补助等；三是社会福利服务,包括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残疾人福利等。
热点词汇诠释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悬殊。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
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
二次分配：也称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使各收入主体之间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
真题链接
2009年江苏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民生问题）
推荐阅读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人民日报》。
2.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