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十分严峻的态势下，要促进各种民间投资者从投资信心不足、过于谨慎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关键在于政府积极引导，深化“四两拨千斤”的制度设计，进一步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比如在资本进入领域，应实行全面开放政策。打破政府限制，在项目审批、用地政策、税费收缴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在资金支持方面，应放宽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政策，拓宽金融空间，为其提供债券融资、贷款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等等，唯有如此，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才不会演变成对民间资本挤出的效应，激发民间资本投资的生机和活力，让政府资本与民间资本各得其所、各展其能，共同刺激经济全面复苏。
三防政府行政过多干预经济运行的倾向。面对这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涉及范围越来越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各地政府纷纷在第一时间出手，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快、准、狠地对当下经济面临的困境展开急救。然而也有些地方政府借救市救急为名，出现了对保增长的经济活动包揽过多、干预较多的倾向。例如有的地方政府较多地干预了一些投资项目的决策，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本地企业产品的促销等等，上述种种带有明显行政色彩的政府调控，必然会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确实需要政府必须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在今天，应对这样百年一遇的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各种情况的复杂性，变化的多样性，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面对全国上下大规模的救市救急，无疑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但政府作用的某种强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场的作用，更不是回到传统计划经济老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整整30年了，在今天的体制下，经济运行的诸多环节，均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很难收到较理想的调控效果。如果借“救市”和“救急”为名，不恰当地造成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扩张，这无疑会扭曲市场机制和背离市场规律，体制倒退的结果必然带来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无效率，最终也达不到保增长的预期目的。金融危机源于市场失误，问题出在市场，最终还是需通过市场来解决。作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摆脱危机的影响也还是需要借助市场作用。因此保增长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按市场规律办事，多引导、少干预；多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即使用行政手段干预也要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确保“保增长”的一切行为措施不偏离市场经济的正确轨道。
四防横向攀比、各地竞相争速度、比政绩的倾向。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发现在有些地区之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受金融危机影响相近的地区之间，不甘落后，互争前列，比投资增幅高低，比所铺摊子大小，比项目多少，最终比增长速度快慢，竞相充当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领头羊”、“排头兵”。这其中体现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竞争观念，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但不问其动机何在，一味相互攀比的做法不可取，不可倡导。
因为我们国家大，各地发展基础、优势和实力千差万别，即使在同一省、市，市县之间发展状况也大相径庭，如果脱离实际、不顾条件，大家热衷于横向攀比，盲目地与其他地区比投资规模、赛增长速度、争经济复苏的名次，其结果势必会滋生许多严重弊端。要防止和克服这种倾向，一方面要求各地政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从对GDP的崇拜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的政绩意识中解放出来，既要有“造福一方”的责任意识，也要有立足全国的大局意识，以求真务实精神将本地区的经济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有机统一起来，义无反顾又矢向一致地沿着科学发展道路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一方人民。另一方面，要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法纪制约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帮助和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五防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针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下滑态势加快的严峻形势，各地各部门围绕保增长的大局要求，纷纷在保增长上做文章，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必须指出的是，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效益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改革，有些地方和部门却未把它置于重要位置，出现了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认为保增长是头号任务、当务之急，急事必须急办；改革是长期任务，可以缓一缓。在应对金融危机多种举措中，讲增长头头是道，讲改革穿鞋脱帽。甚至把改革搁置一旁，这种在救急的名义下弱化改革的倾向，必须引起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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