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原本多样化，而我国强调标准化。”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陈难先强调，最糟糕的标准化是优秀人才标准化，因为，标准化出不了优秀人才。
陈难先说，人才培养应有一个结构分布，而我国教育对此尚无合理框架，社会上更是将人才分为三六九等。如果让哪个孩子上不了大学，简直就被认为是对他及其家庭的侮辱，由此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如今，我国评价体系将创新标准化，亦将人才与优秀人才标准化——看其发表了什么文章，哪个杂志引用了这些文章，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共计多少……最终，我们的评审委员会成了数“数”机器。
陈难先说他曾访问德国教育委员会，那里一半以上工作人员并非大学毕业，而是职业学校毕业——你能说德国不是发达国家吗？
“当今，教育的全过程几乎是将人知识化而非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各个年龄段教育提前化问题凸显——小学生做中学习题，中学生研究大学课题，而大学生反过来学习怎样做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道出当今我国教育的一大“悖论”。
柯杨提出，如今，我国将学前教育首次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需特别注意避免学前教育小学化。她说，一定要将道德信仰与价值观教育贯穿整个教育链条，并注重从娃娃抓起，特别是从娃娃的教师抓起。
中国科协常委、河北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在会上列举另一现象，可谓当今我国教育又一“悖论”：有些地方甚至将素质教育应试化。
王海波认为，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育理念发生扭曲，应试教育盛行，而教学质量标准及评价导向“助纣为虐”。为此，他建议：淡化“重点学校”“重点班”概念；理性制定教学评估标准；将人文精神作为德育教育重要内容。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热追不舍的一个话题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人们将矛头直接指向教育，实际上这有失公允；而学校将培养大师的责任揽于一身，这亦难负其重。”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说。他认为，“钱学森之问”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我们的社会为大师成长铺就了什么样的道路？
徐善衍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导向存在问题。如果将社会喻为作用于教育的能量场，那么，这个能量场引力的核心就是升学；学生就业选择亦非依其专业所长，而是考虑薪酬收入是否满意。由此，思考大师成长途径，不仅需从社会整体改革发展视角审视，还应从全民终身教育层面考虑。
“仅仅传承知识、培养专门人才，这是工业经济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特征。即使是在工业经济时代，许多有识之士就已开始呼吁摆脱知识传承式教育和以专门训练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模式。爱因斯坦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年轻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强调：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换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人文学院院长胡显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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