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抗灾报道引起了民众的高度关注，民间物资的捐赠一直非常踊跃。在网络上，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对于送到民政局的物资，他们接受的条件非常苛刻：旧的不要，食物要有发票，往往是送过去一大堆，他们挑拣一些，剩下的还要拿回来，对于多出来的没有发放完的物资，民政局可能会拿到爱心超市去卖掉。”
对于为什么要有选择的接受物资，为什么食物要有发票，其实都是应急赈灾过程中必须重视问题。民政局的同志说：“曾有人提出要给我们捐2000份炒面，我们没有接受，我们不知道这炒面吃了究竟安不安全。大量民众提出捐赠衣物，但旧衣物往往也不被接受。旧衣物必须杀菌消毒后才能发放，人流密集，一旦引发传染性疾病无法控制，时间紧张，我们没有人力和物力做这个工作。”
这次罕见的大规模动员救助行动中，大部分老百姓、义工和一些一线的政府公务员一样，缺乏应急救助和捐赠的相关知识，而上述这些信息在救灾过程中以及结束后，都没有被及时而清晰的传递出来。信息发布系统的缺失不只存在于物资捐赠过程中，对义工的组织和管理同样如此，甚至第一线的公务员往往也不清楚很多情况的变化。岭南狮子会义工队伍的组织者在出动之前，需要自己通过网络和媒体搜集相关信息，退票点在哪、厕所在哪里等等，然后整理出来告诉义工，以便义工在碰到旅客询问时可以提供准确信息。而义工门已经习惯了见到成群的旅客拎着行李忽然涌来又忽然涌去的慌乱大场面，“都是不正确信息误导了他们。”一名广州青年志愿者这样认为。很明显，这一次的火车站救助行动不仅只是给政府部门提供了一次大规模动员社会义工的机会，对于很多民间组织而言，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当政府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民众力量可以动员时，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早在2005年，广州市民政局便提出，要在年内实现广州市注册义工人数达到创建文明城市所需要的户籍人口8%的目标，即义工人数达到60万人。然而一些长期从事志愿者服务的义工给出的评价是，“政府重量，而不重质。”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广州并不缺乏义工，不缺乏热心的义工，缺的是政府对义工有针对性的管理。“希望不是和政府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合作。”这是一名尚未在民政局正式注册的助学慈善组织负责人的期待。而越秀区民政局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正在考虑这次和义工协同作战的经验，可不可以运用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义工动员和管理工作之中。
材料六：
在这次雪灾中，整体而言，大部分抗灾救灾的职能都由各级各地政府部门承担起来了，官方成为抗灾救灾的绝对主力。事实上，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不是万能的，政府来承担抗灾救灾的全部责任和风险难免见襟见肘。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NGO(非政府 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它的特征决定了它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整合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加强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现代应急机制的特点和趋势。
1995年日本阪神发生的大地震，由于程序复杂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救灾对策总部在地震后的第三天才得以成立，而在政府的应对程序启动之前，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NGO和志愿者已经到达了现场并开始组织资源、运输物资、展开救助。危机过后，一直沉默的NGO在日本得到了认可。这说明，在紧急情况下，NGO可以弥补政府职能的不足，甚至起到政府部门难以起到的作用。美国前总统、联合国秘书长海啸重建特使克林顿，总结印度洋大海啸救灾工作的八点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应充分发挥NGO在救灾工作中的作用。在海啸救灾中非政府机构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援助资金和实际工作，他们已经成为救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NGO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民政部的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共有非政府组织28.37万个。但是，我国自非政府组织诞生之日起，始终面临着政社不分、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和难以实施的问题，由此带来NGO资源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运行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有学者认为，NGO机构比较小，灵活性强，应对突发事件反应迅速。灾害发生后，他们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另一方面能够马上组织捐款捐物和动员志愿者，做出及时的反应。而政府不仅要判断真实情况，而且要通过庞大的管理体制层层上报、层层决策，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往往会错失救灾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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