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七 ：
从目前我国社会救助资金的来源看，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占绝大多数的份额。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06年我国民政事业费支出为782.3亿元，这对于4000多万需要救济的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在这次雨雪冰冻灾害中，各界人士纷纷解囊相助，据统计，截止到2月12日，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7个重灾区接收救灾捐款物近12亿元人民币。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75%来自国外，来自国内的25%中，15%由富人捐赠，10%来自平民百姓捐赠。而美国的慈善捐款10%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
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最初是由直接捐赠开始的，而捐赠的对象多是各种官办基金会。很多至今颇具影响力的公募基金会，都脱胎于政府部委。比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基金会是全国妇联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农业部办的。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准入门槛太高。成立民间组织所依据的法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不仅申请手续繁复，而且审核条件苛刻，比如民间组织到民政部门注册时，必须要有一个党政机关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而且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使得许多民间慈善组织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要么成立不了，要么走曲线救国的路线，采用工商注册登记的办法寻求合法注册，而这样的操作，就必须按照企业的标准照章纳税，组织和运作成本负担相当重。同时，人手较少，尤其是缺乏专业人士，也是目前困扰相当一部分由企业设立的基金会的突出问题，慈善活动都需要有一个专业的慈善项目组织管理人才，在中国这个才是最为棘手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制定明确、优惠的免税政策。而我国目前对于免税问题政策比较模糊、优惠的额度偏低、程序繁琐，无形中打击了人们特别是企业捐赠的积极性。比如，根据我国目前的税法所得额的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旦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还得为捐款项的超出部分纳税。这就造成企业捐得越多，税交得也越多。对于个人而言，享受免税待遇所要经历的繁琐程序，也让人望而却步。
一遇到灾害，大凡机关单位总是按人头、依职务指派捐款或捐物，捐多捐少都有定数，行政色彩浓厚、缺乏自愿性、独立性、自觉性。一般说，你想不捐或者多捐似乎都是说不过去也是容易被当前“另类”。捐赠了款物，心里都愿意知道这些款物用在什么地方，是否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由于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公示和监督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造成部分慈善机构缺少必要的行为自律、监督和审计，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管理上存在漏洞，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甚至出现侵占、挪用、贪污捐赠物的行为，使得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经常被质疑。
最近，一家媒体专门就唐山新时代企业家进行的一番透视，唐山新时代企业家却大发“好事难做，善门难开”的牢骚。李某自称是个“听招呼型”的捐助者。她告诉记者，自己曾经参与过为地震、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受害者、失学儿童、白血病患者捐款捐物等多种慈善活动，但每一次都需要经过街道组织或者媒体发起形式实现。而平时想做点善事，总需要到处打听，不免产生“善门难寻”的感觉。从事珠宝玉器经营的刘先生则属于“扔下就走形”------每次捐款都是扔下就走，从来不留下姓名。接受来访的他千叮咛万嘱咐不可透露自己的名字，并直言并不是想当做好事不留姓名的活雷锋，而是自己经营的生意本大利也大，免得树大招风，引起社会对自己财产来源的关注，招来麻烦。在胡润慈善排行榜上列居第五位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花5000万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但是他同时不得不再掏200万去找真正的受助人。原因是有关部门以往“盖有公章”送来的贫困生中，有一些并不贫寒，还有竟是领导的子女，慈善腐败以及慈善成本高昂是李书福遭遇的无奈，亦可以看作中国慈善事业困境的缩影之一。
材料八：
不少南方地区的政府部门，在观念上认为防寒是北方地区需要考虑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意识引导下，在制订当地生产计划、安排当地群众生活的时候，自然就少会考虑“防寒问题”武汉市在遭遇50年不遇的冰雪低温天气后，市区多处供水管道冻裂，造成大面积停水事故。事后检查得知，很多供水管道本身的抗冻能力就不够。如贵州省因为凝冻天气，造成供电设施倒塌，电缆断裂的问题，也是供电部门当初在建设的时候对恶劣天气估计不足。导致这些设施、电缆在承重、抗冻设计上存在缺陷。雨雪天气才持续了半个多月。全国因无煤发电而被迫关停的发电机组就达4099万千瓦，致使许多地方不得不拉闸限电。这与其说是雪灾所致，不如说是电煤管理机制出了问题。在我国、多数火电厂都以10至12作为正常电煤库存量，5天作为警戒线。而在美国，火电厂的电煤库存量都保持在40天左右。一般的灾害性天气不好影响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转。两相比较，我们的抗灾能力为何脆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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