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现代社会，信息和知识成为关键变量，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社会分工也更趋精细化，社会高度流动性、开放性、快速变迁性使得官僚制组织应对复杂而又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能力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企业的市场方式所达成的灵活、高效、低成本优势对封闭、僵化、低效、高成本的政府人事制度也造成较大的示范压力，另外，另一个导致政府组织非永久性的因素是劳动市场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全球化，使专职和终身雇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兼职和临时雇用。过去认为工作人员一生只从事一种类型工作的假定已不切实际，很多人现在都期望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中更换工作，同时在其工作生涯里接受不同雇用类型的培训。[3]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建立一种富有效率与弹性，人性化而又低成本的政府人事制度的共识。因而，各国纷纷开始对僵化的永业制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效仿企业运用契约化手段寻求行政人才。

　　(二)社会文化的作用。关于社会文化对社会发展重要影响的研究并不少见，如韦伯的研究表明，西方的新教伦理契合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理性、节制、以追求财富为天职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帕特南(Putnam)的研究表明，过去1000年前的南北意大利不同的社会信任文化所形成的公民传统极大地影响了1000年后的制度绩效，这多少有些宿命论的观点，但都论证了社会文化的极大影响力。

　　西方近代的自然法和契约论思想为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传统的塑造奠定了基础，极大地影响了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组织构造和运行方式的选择，国家政府的建立就被认为一种社会契约的缔结与权力之间的委托，因而西方也习惯于通过契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需要的工作人员，早在美国文官制度建立之前的70年代，美国国会已经雇用了28000名专业人员。[4]政府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恶”，政府官员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无法与“官本位”思想浸淫数千年的中国相提并论，与公务员热高烧不止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公务员远非最理想的职业，只有约30%的毕业生将公务员当作未来想要从事的职业。中国的身份取向为中国社会烙上了深刻的文化印记，也影响了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如处在讲究官场流品而饱受歧视的明清吏胥阶层，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5]建国以后建立的也是一个身份制社会，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擦拭着它给我们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这个文化现象很可能将我们正在进行的公务员聘任制改革引到不平等的道路之上。

　　(三)科学技术的影响。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崭新的网络化时代。信息技术正逐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的运作方式。信息时代的到来，行政环境日趋复杂多变，社会公众要求政府管理更具回应性、多样性、服务性和人性化。政府管理必须以权变的观点来解决社会问题。信息技术还改变了政府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方式，原来层级式、纵向性的信息沟通将改变为水平式、矩阵式或网络式，组织的扁平化成为趋势。另外，现代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也使公众广泛参与公共事物的管理成为可能，原来封闭的“暗箱式”政府决策将走向公开透明的“金鱼缸式”决策模式。这些因素将引导着公务员制度朝着弹性、民主、透明的方向演进，而政府雇员制、公务员聘任制的改革试验也因应了这些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的需要。

　　(四)其他因素。公务员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有赖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保障公务员进退无忧。财政压力也会促使政府采取临时聘任的方法寻求人才。其他如政府领袖人物的倾向、特殊的社会事件、国家间示范效应等也会影响到公务员制度改革。

　　综上所述，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窥斑见豹，通过分析这些影响因素我们大致可以描述公务员制度改革发展的方向所在：未来的公务员制度要更趋弹性化和包容性，既能保障常规队伍之稳定，又能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应对更加复杂、多元、专业的社会问题。既要为公务员制定科学的职业发展规划，又能有利于人才在社会与政府之间合理流动。要淡化资历、身份、官阶色彩，突出功绩、成就、个人价值实现之导向。要符合人性化的要求，在录用、管理、考核、晋升、退出等管理环节上凸显民主、平等、公开、公平之价值。根据每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背景、科技发展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公务员制度需要具有不同的弹性与稳定组合，并随这些影响因素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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