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抛开“六合彩”赌博，私彩敛钱的违法性不说。从形式上看，国家发行福彩与私彩相比，缺乏趣味性，且返还率低，难以吸引彩民。只要发售点设到小城镇，而忽略农村地区，也给地下六合彩留下较大空间，合法彩票的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体彩、福彩品种，游戏规则，宣传力度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国有彩票的公益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国家发行彩票的公益性感受不充分。我国发行彩票已有18年，仍没有规范彩票活动的专门法律法规，彩票发行和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容易使人把彩票与赌博相混淆，执法部门对变相发行彩票行为难以界定，对非法彩票的处罚缺乏准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很多人把六合彩当成了致富手段，”某镇农村信用社马主任分析，在农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票门槛太高，做生意无大的本金，地下“六合彩”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地下“六合彩”还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节目”。地下“六合彩”的专家、彩民们在共同营造一种文化——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介质，传播各种关于“六合彩”的信息与“玄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系一个惊人的谎言：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悟到“玄机”，打开财富之门。
（4）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了“打彩专业队”。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灾区”面貌，但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迅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记者在互联网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有专家认为，屡禁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有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打击难”。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是为了打击私彩。
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2005年，广东省抓获：“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站、六合彩网站”赌博的庄家、赌头4413名，其中送劳教的578名，判刑役仅28名，仅分别占抓获人员的13.1％和0.63％的比例。警察是无奈的，我国现行的相关法规无法有效地处理类似“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站、六合彩网站”此类的犯罪案件。
有人提出疑问：“是不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有人提供给政府三种可能性的选择：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普及彩民的基本彩票常识。“彩票是没有规律的，如果真有规律，能算出来，那么说明这个游戏的设计太差了。”《天线宝宝》当初在央视热播时，湖南桃江县农民并不怎么喜欢看。但因为地下六合彩流行，它的收视率一下猛升。很多码民（地下六合彩购买者）认为，《天线宝宝》是香港方面制作好专程送到央视播放，是在向码民透码（暗示特码）。于是，码民们在观看时非常仔细，看后还要交换心得。
农民有增加收入的强烈冲动，换句话说，希望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正是农民纷纷购买六合彩的最直接的原因。对于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状态下的农民来说，买码活动中1赔40的高额回报绝对是一个巨大诱惑。一方面，现代以大量消费资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不断在农民面前晃来晃去，农民被时尚潮流所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增收难度大，农民很难具备实现这种消费欲望的物质手段，城乡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使得潜藏于农民内心的“暴富”冲动愈加强烈。地下六合彩的出现，正好带给农民一种“暴富”幻觉。不劳动不流汗，花1元钱买中一个特码就能净赚39块钱，当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农民尝到甜头之后，其他人便趋之若鹜。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地下六合彩在极度刺激农民暴富欲望的同时，也像传销一样，从精神上牢牢控制农村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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