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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即将踏入大学的临沂18岁女孩徐玉玉接到了一通诈骗电话，结果被骗走了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得知被骗后，徐玉玉伤心欲绝，郁结于心，最终导致心脏骤停，虽经全力抢救，但仍不幸于21日离世。徐玉玉生前身体健康，并无重大疾病，其家庭贫困，交学费的这9900元，是一家人省吃俭用大半年才凑出来的。（详见本报今日11版报道）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青岛新闻网：以往，电信诈骗的资金转移要通过银行、ATM机等方式，而现在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也给电信诈骗套现带来了方便。据媒体报道，今年7月至8月上旬，福建厦门发生电信网络诈骗案千起，其中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赃款达50%以上，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显然，这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在不经意间，成了电信诈骗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我们之所以对徐玉玉事件如此愤怒，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众多电信诈骗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除了这种典型的恶性诈骗，每个中国人平均每天要接若干个骚扰、诈骗电话，正常的工作、生活受到严重的侵扰。《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我国54％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另据腾讯与公安部联合发布《腾讯2016年第二季度反电信网络诈骗大数据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电信网络诈骗造成的总损失金额合计超29.9亿元，其中电话诈骗达16亿元，网络诈骗达13.4亿元，短信诈骗5400万元。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又有多少徐玉玉这样的极端个例不为人知？又有多少家庭因为遭遇诈骗而家破人亡？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乃至我们自己会不会在下一刻遭遇徐玉玉的悲剧？

所以，我们不光希望警方能够尽快将诈骗徐玉玉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堵住犯罪分子背后那条庞大的个人信息泄露渠道，堵住电话实名制后面的巨大漏洞，堵住第三方支付平台上面的安全缺陷……我们希望通过徐玉玉的事件倒逼监管硬起来、执法严起来，让徐玉玉的悲剧不再重演。

@长江日报李杏：最近，媒体甚至梳理出了一张全国“诈骗地图”，分门别类地列举出诈骗模式的集中案发地，揭露出的所谓“诈骗家族”“诈骗村”现象触目惊心。以坑蒙拐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财富，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大多数情况，作为法律问题，它并不严重，作为道德问题，才是严重的。如果人们普遍地不以背德为耻，背德行为不用付出多少道德代价，实际上也助长了恶行。

技术防范同样很难有长久的效果。社会不可能建立起无漏洞的技术和制度，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有人一心向恶，总有漏洞可钻，总会攻破技术封锁。如若道德不彰，打击只会顾此失彼，人间邪路恐怕也有千万条，骗不了人，还大有别的勾当可干；技术和心理防范也只能奏一时之效，防骗术不知公布了多少，新的骗术立即就升级换代。

人们总喜欢怀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过去时代，这肯定不是对过去的法律和技术的呼唤，论法律和技术完善，过去岂能相比现在。人们呼唤的，显然是社会普遍强烈的道德感。然而，现在有一种流行，不屑于从道德层面思考，或者觉得道德无力，苍白软弱，来得太慢，不足以治急病，甚至鄙弃道德和价值的教化功能，谁谈道德，谁就是迂腐无用的书生之见，只知道挥舞道德大棒的“道德家”。道德无用论，难道不是助长了风气的败坏和恶小的横行？

道德无用论的产生，部分原因是对历史上道德压抑的反思，对道德过于政治化的警惕。然而道德也是进化的，道德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不能忽视。遗弃道德功能，人人相防，社会运行成本必然会高到无法想象。虽然路途漫长，达致共识，坚定决心，我们又何尝不能建立符合时代的道德和价值体系。

@人民网雷钟哲：8.19山东临沂徐玉玉案件中，A级通缉令最后一名嫌疑人郑贤聪投案自首，全部涉案嫌疑人悉数到案。短时间内公安部门取得如此进展，实在是大快人心值得欣慰的事情。但欣慰之余，还有一些难以释怀的纠结——

其一，假如徐玉玉不是因为极度痛苦导致郁结猝死，假如事件曝光后没有引起人神共愤并招致全民围观口诛笔伐，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会不会快速立案全力侦破，恐怕还要打个问号。其二，除了陈文辉这些直接实施诈骗的人，是谁给他们提供了作案的信息和方便？是谁充当了杀人越货者的帮凶，亦即那个递刀的人？这些年，公民信息泄露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到了非常精准的程度，精准到前一天学校通知发放助学金，第二天掌握详细个人资料的骗子就找上门来﹔前一天生完孩子办完特殊病审批手续，第二天就有人打来电话推销奶粉兜售药品。信息被出卖得如此精准，不是掌握着第一手资料，如何能做到这种程度。我就几次接到自称“某警官”的电话，对方对我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了如指掌，只可惜我坚信自己从不违法，致使对方无从下手，悻悻然挂掉电话。但是，如果不对那些帮凶顺藤摸瓜一并整治，徐玉玉会是最后一位受害的人？其三，电信诈骗疯狂滋生。以陕西为例，近10年来电信诈骗持续高发，有些年份乃至以20%-30%的速度快速增长，增长幅度远高於其他类型案件。2013年，陕西省立案4803起，同比上升28.5%﹔2014年，立案6484起，同比上升35%﹔2015年1至10月，全省共立电信诈骗案件9012起，同比上升39.5%。与此同时，电信诈骗造成群众的损失也在增加，2013年、2014年、2015年（1至10月）分别为8000余万元、1.7亿元、1.4亿元﹔涉案价值在百万以上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加，上述三年分别为3起、8起、11起。这折射出我们的社会风气已经到了该亮红灯的地步。参与诈骗的人越多，越说明诚信大厦摇摇欲坠。如此下去，社会就会出现难以治愈的痈疮，细菌滋生、流血化脓，健康机体逐渐羸弱。

而且，犯罪者不仅害了被骗者，同时也害了自己的家人。陈文辉家人听说他诈骗犯罪，一家人哭出声来。“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徐玉玉）”，陈文辉的姐姐哽咽道，她低下头，眼泪夺眶而出，没想到弟弟会犯下如此大错，要知道他在外面搞诈骗，早把他拉回来了。可见，诈骗使两家人深受其害，使社会遭受重创，必须加大整治的力度。但是遗憾，目前电信诈骗破案率究竟几何，恐怕并不理想。广州日报去年10月16日报道，广东2013年电信诈骗涉及金额10亿元，到去年（2014）增加到15亿元，今年（2015）1～9月份已达11亿元。相对案件高发，破案率却不到10%。全国倘若如是，难道我们不紧迫吗？一起悲剧，成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真实的镜像，放大了不易觉察或者平时不大重视的藏污纳垢的地方。它警示我们，不要忽视了丑陋的治理。

@齐鲁财富网艾文：徐玉玉已死，谁能为其死亡担责呢？徐玉玉事件发生后，各种防骗手册出炉。可是，仅仅是社会的每个人加强防范就可以了吗？为何不能有严格的措施，避免个人信息泄露，不给骗子一点可乘之机呢？笔者认为，监管部门的责任重大，严厉打击切惟利是图，要说到做到实打实地对违法者进行严厉惩罚。事情发生了，再把责任推给个体，岂不是让死去的人更加悲凉？相关部门应该立即做一些努力，并常态化的展开打击，而不是等死者血痕已干，仍然没有人站出来负责。

电信诈骗如社会上很多不良问题一样，我们见惯了见多了，似乎都麻木了。其实，更多时候，我们是觉得这种司空见惯的骗局就算上当了，也不过是若干案件中的一起。或者，还会有人认为，即便我自己不受骗，仍然会有别人受骗。人们的这种心理，其实是一种对“无人无责”的无奈和唏嘘。

尽管当地警方表示一定会破案。但是笔者认为，徐玉玉事件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典型案例。怎样建立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我们人人期待。

@搜狐郭印：当这个社会，你发现没有能相信的人时，社会就彻底玩完了。那那么多同学都接到诈骗电话了，也有不少学生被骗子骗了学费，为何单单报道“徐玉玉事件”这么多次呢？显然是因为徐玉玉死了的原因。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 骗死人不偿命”，那你说“徐玉玉事件”真的把徐玉玉给骗死了，这个责任是谁的呢？若骗子绳之以法，不偿命的话，会有什么说辞呢？说骗其他人比骗徐玉玉的钱还多，也没有听说这么严重的后果啊。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原因不是被骗，而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失败。 如果骗子这样说，作为教师的你，会怎样辩驳呢？

不得不承认，即便你受的教育再好，学习再优秀，在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遇到挫折后，不能够及时调节自己的情绪，而是有很差的心理素质，面对挫折不想如何解决或者吃一堑长一智，而是往死胡同里钻，那这次要是幸运没被骗死，下次受委屈的时候也一样会被气死。这就是现阶段中国教育的问题，只进行知识的学习、储备，而忽略了最初的教育目的，是为了让孩子通过学习拥有适应社会生活的技能和完善人格。

“徐玉玉事件”令教师反思，令教育事业反思，更令社会发展反思，更令告诉发展的互联网反思，最终一定要令每一个心存歹念的人反思。

华图解析：个人信息泄露会对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极严重的后果，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件更是考验着政府处理犯罪事件的能力和效率。

为了避免这种不良事件愈演愈烈，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找到症结所在，保证对症下药。诈骗问题的频发固然与诈骗人员骗术高超、群众防范意识不足有关，但是这类问题屡屡频发，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了电信运营商和其他虚拟运营商在安全保障上的缺失。而违法犯罪成本偏低、惩处力度不足更是对违法诈骗行为的一种纵容。

第一，从被害人方面，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被害人的防范意识不足，使得诈骗分子有机可乘。对此，群众应当加强防范意识，遇到短信、电话或网上的信息时要进行验证，不能盲目轻信，善于利于社区、公安部门或相关专家证实此类信息的真伪。

第二，从运营商方面，电信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职责，没有及时投入技术研发等解决运营中的安全漏洞。对此，运营商应当加大技术投入，积极推出防欺诈公益提醒服务，帮助用户识别通讯信息诈骗和保护财产安全；另外，与银行、公安机关、工信部门等建立密切合作，多方提醒用户注意防范。

第三，从法律法规方面，电信诈骗的犯罪成本低，惩罚不严重；另外，相关主管部门的问责机制不健全。对此，加强刑事立法制度的建设，加大对诈骗犯罪事件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完善相关的问责机制，当主管部没有执行好防范电信诈骗的任务时，要明确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倒逼政府人员负起责任。

第四，从舆论宣传方面，各类媒体、报纸、电台、网络对电信诈骗的防范宣传不足，存在不及时、时效性差、覆盖面不广泛等问题。对此，除了执法部门加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打击力度之外，当前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加强防范宣传工作，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例如，教育部门可规定学校定期开展电信诈骗的针对性讲座；公安部门及时发布一些典型案例作为提醒等；社区居委会或警务区民警直接到小区居民家中进行宣传，提高宣传的准确率和针对性等。

总之，电信诈骗涉及多方面的犯罪手段，只有多方积极配合，积极解决，才能遏制电信诈骗的发展趋势，从而保证电信用户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