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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徐玉玉案的告破，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高峰时期，每天从这里发出的诈骗短信多达数百万条。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9月1日《新京报》）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廖保平：在“向钱看”的市场力量冲击下，抓住机会改变命运变得格外紧迫，底层赖以维系社会关系的道德受到极大冲击。新的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契约还没来得及植入进来，乡村社会处在传统道德流失与现代法则缺失的真空期，其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坍塌较之城市来得更快也更残酷，严重者表现为“笑贫不笑娼”，在安溪则表现为“以骗不到钱为耻”。在生存竞争面前，底层民众的道德最经不起考验，因为一旦竞争失败，他们就有可能跌于无底深渊，再难翻身。倘若有个别“能人”带头破坏道德获利，很快就形成羊群效应，导致道德大面积崩坏。打击电信诈骗，需要法治之维，但以中国目前的乱象来看，仅仅靠法治是不够的，仍然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一是要对其实施更多实质性救助，反哺底层，如果仍然对底层巧取豪夺，增加社会不公，底层就可能越过道德底线，给社会“下毒”、“下套”；另外就是重塑社会精英的道德标杆，让他们起到价值观引导作用，否则，我们无论如何哀叹底层之败坏，如何劝说底层要树立起道德之墙，功效都是甚微的。

@人民网蒋萌： “底层沦陷”这种说法有打击一片的味道。但是，鉴于造假、吸贩毒、电信诈骗在个别地方多发，“小范围大堕落”的情况确实存在。对于这样的地方，帮扶也好，治理也罢，存在很大难度。不得不说，一旦形成为钱不择手段的思想，一旦尝到诈骗、造假、贩毒的暴利“甜头”，一些人便难以收手。一些人即便被抓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由于有前科不好找工作，或找到工作嫌赚得少，还会重操旧业。有时候，违法犯罪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某些犯罪者可能一条道走到黑，这并不以善良者的意志为转移。“以骗不到钱为耻”的人能不能被救赎？恐怕难以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只有空洞的道德说教、不精准的扶贫、不走心地敷衍了事，某些身处不良氛围中的人只会近墨者黑，而不是近朱者赤。

@荆楚网胡建兵： “诈骗之乡”，“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这种现象的形成，当地政府放任其“做大”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了，毕竟当地政府，有严肃维护党纪国法执行的责任。放任其“坐大”，说轻点，说明当地政府存在严重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就是怂恿犯罪。

在欲望与金钱的驱使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如今已经吞噬中国一些农村。“诈骗之乡”的形成，表面上看是有人为了图利，缺乏法律观念和文化素质低等问题造成的。实际上，对于诈骗等犯罪活动，就算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也知道这是犯罪，也知道犯罪的后果。这些人之所以不以诈骗为耻，反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说明因为没有人来管，他们对这样的犯罪已麻木不仁，他们已张狂到了什么程度？

“诈骗之乡”的形成，有关部门肯定不是一点也不清楚，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要不出人命，对当地一些人的诈骗等犯罪行为能挡就挡，能从轻处罚就从轻处罚。再加上此类犯罪活动，涉及工商、公安、交通、银行、电信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一般都不会主动去查，反而是玩忽职守、放任自流，从而让那些诈骗分子胆量越来越大，犯罪的圈子也越来越大，“诈骗之乡”形成也就不奇怪了，“以诈骗不到钱为耻”也就很自然了。

虽然“诈骗之乡”的形成情况复杂、形式多样，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中，总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即使犯罪分子手法再新、再隐蔽、再狡猾，只要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多长一个心眼，就不难被识破。“诈骗之乡”发展到“以诈骗不到钱为耻”的程度，是政府部门监管整体缺位的耻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的耻辱，游戏政府的行政管理法规、愚弄政府各级行业管理机构、玷污和亵渎政府职能部门神圣的执法尊严。因此，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法律惩处的同时，也要对履职不到位的政府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追责。

@农民日报张凤云：虽然“诈骗之乡”这个称呼有待商榷，但是现实问题是，目前很多诈骗案确实呈现出了团伙化的特征。然而细加分析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往往是多方面因素长年累月促成的结果。第一，监管的缺失和违法成本的过低。第二，传统文化的渐去渐远。此外，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源于乡村社会生态的特殊性，即熟人社会之间更加具有示范效应。这就好比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并受到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一种社会风气或者价值观，更容易在农村起到“扎堆儿”的效果并且迅速得到复制。骗钱成了安溪农村一些人相互“攀比”的生意，并且发展成“职业化”操作流程，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操守，表面上看是村民集体无意识的从众选择，实际上则是乡村社会特殊性背景下，传统规范集体失守的一个倒影。

可以说，在“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的当地乡村，到处都晃动着教育缺失、文化凋敝、法治滞后，以及社会治理不足的影子。这也是“以诈骗不到钱为耻”得以滋生的最真实的小环境。显然，这已不仅仅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更凸显了乡村社会治理、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终结“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的困局，最快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显然是加大打击力度，增加违法犯罪的成本。包括从源头上切断信息来源，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然而整村犯罪并非一朝一夕养成，而是在长期法治缺位的环境下逐渐形成的。正是由于个别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获得了高额非法利益，才导致其他人的跟风和盲从，进而出现整村道德失守的结果。要想从根本上铲除其生存的土壤，还需基层治理者对乡村社会投以更多的关注，一旦发现传染源能够立刻采取行动，阻却村民之间相互模仿，防止乡村社会走向负面认同。

@法制日报毛建国：客观地讲，对于犯罪分子，当地并没有选择旁视。相反，正是在当地严厉打击下，部分犯罪嫌疑人转移到外地，甚至转到越南缅甸进行犯罪活动，逃避打击。不能说这种打击没用，但对于价值观的问题，仅仅打击，显然起不到充分的作用。如果说这种扭曲价值观的形成，只是发生在个人身上，那可能还有偶然性；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有着不小的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在基层治理能力上，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上，存在着一定问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体多元、内容繁杂、方式多样、直接面对民众、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等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基层治理十分重视，很多地方都把基层治理创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一个理想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不是不会出现价值观紊乱，而是出现之后，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介入、纠正，不会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状态。这也是公众想问的，在诈骗之乡形成的过程中，当地到底开展了怎样的努力？有没有像重视物质文明一样重视精神文明？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事实上，在精神文明建设这块，一些地方却落在了后面。究其根源，有的是不重视、不问事，有的是能力不够、方法不多。而且从整体上讲，在物质文明上不力，很多官员会蒙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在精神文明上不足，则显得相对无事。在现实中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官员因为精神文明建设不力而被问责进而影响升迁的。考核是导向，体现到基层治理上，不可避免会造成方向上的偏差，操作上的失误。

不必讳言，诈骗之乡戳中基层治理之痛。一个地方出现礼崩乐坏，很难说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看，都存在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基层组织，本来就承担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具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进取的信号。面对诈骗之乡的过去和现在，当地迫切需要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来打造精神文明高地，以使诈骗之乡的称谓不再延续到未来。因此，通过基层治理创新破解“以骗不到钱为耻”，这是当前最应该做的。

华图解析：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而“诈骗之乡”的曝光与揭示，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即公共伦理的缺失。

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

要改变类似的“以骗不到钱为耻”思维，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