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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的近2.3亿人，到2015年的近2.8亿人，全国农民工总量逐年增长。其中，高龄农民工从2800余万人增加到近4700万人。这组数据背后，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的养老困境也日益放大。如何让他们“老有所依”，成为这个春天里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之一。（见3月24日《工人日报》）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工人日报吴学安：虽说部分高龄农民工投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立起个人养老账户，但是由于个人养老金累计金额有限，对于即将到退休年龄或已到退休年龄的高龄农民工来说，若想享受到退休待遇，仍需要时间来实现。

一方面，现行国家政策规定缴费年限，农民工累计缴费未达到15年的，无法领取养老金，这让一些农民工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农民工流动大，但我国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和社会统筹账户的缴费无法随人转移，导致其对农民工失去社会共济的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是“十三五”规划纲要，还是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做出详细部署。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今年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

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高龄农民工人数在今后十年内还会持续增长，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帮助高龄农民工摆脱养老困境，建立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兜底作用，不让这些进城农民陷入老无所养的境地。

一方面，各级劳动部门要严格监管、有力执行，努力消除户籍、身份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的差距，保证进城农民工能够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加快养老金全国统筹脚步，让岗位不稳定的农民工有一个养老金的稳定保障，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累加、结算、转移等多项支付平台，激活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确保他们老有所养。

让农民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关系到数千万高龄农民工实实在在的民生。

@广州日报时言平：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农民工群体掉入了权益保障的裂缝中间。农民工子女上学的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尽管他们在用汗水浇筑城市化的辉煌，但他们的权利却往往被遗忘。这些问题，也许可以统统纳入“历史遗留问题”，不过既然凸显于当下的现实，就必须从现实层面去寻求解决路径。

社会当然有义务为这庞大的高龄农民工群体提供养老保障，不仅是以因为他们曾对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更是依法保障劳动者权利的现实需要。要改变高龄农民工养老“两头不靠”的窘境，现实路径可以是通过更多的政策倾斜为他们补上欠账。长期关切老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庆就曾建议，建议通过发放津贴、提高养老金，鼓励市场化养老服务供应商进入农村等方式重点解决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为高龄农民工构建绿色通道，依靠制度发力、政策给力，才能扭转老无所养的尴尬局面。

当然，补上高龄农民工的养老欠账，仅仅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第一步。透过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凸显，政府和社会更应该意识到，处于权益断裂带上的农民工群体，急需缜密而完善的制度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如果他们的权益继续被漠视，那么几十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积累的问题，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集中爆发。事实上，凸显的高龄农民工养老难现象，已经为社会敲响了警钟。

因此，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正在遭遇的养老困境，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面对的“城市难融入，农村回不去”的迷茫，从根本上而言，都是权益得不到根本保障而造成的困扰。如果权益能够平等实现，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完全覆盖，那么年轻时的困惑、高龄时的困窘，就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消解。断裂带上的权利主体，才不会游离于保障体系之外，没有了权益保障的真空地带，老无所养的现象才不会重现。

@唐钧：据媒体调查，当下高龄农民工“靠吃肉维持体力”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建筑工地上清一色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常常还得靠染发躲过超龄检查。有专家揣测，2014年我国高龄农民工总量或已突破4000万。

@搜狐：对于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来说，用工单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逐渐排斥高龄农民工，高龄农工打工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往往也只能干一些脏活累活，所获得的收入也捉襟见肘，而这些高龄务工者的人，差不多都是50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下压力和困难不难想象。

而这些高龄农工的子女，同样存在无法留在城市、无法回到农村的尴尬境地，把他们养大成人的父母逐步老去成为“高龄农工”，而他们自己由于教育以及社会资源有普遍的短板，在社会竞争中会出现较大劣势，往往很难具备让上一辈过上幸福晚年的条件。

如今的高龄农工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在他们当时养老保险政策不完善、制度不规范的情况下，导致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困难，再加上出现的一些用人单位不认真执行养老保险政策，致使这一批高龄农工被“关在门外”，他们也曾为国家、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如果让他们自生自灭实是有违人性，同时，也与如今提倡的基本保障原则呈相悖。

再者，如果农村的贫困户群众脱贫致富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大量“高龄农工”又加入到贫困人群中去，这给扶贫工作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

因此，要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对“高龄农工”进行政策帮扶，比如像当年解决老年职工的参保一样，让一部分在城市打工多年，但离15年缴费期还有一定距离的“高龄农工”，通过补缴获得城市养老，从而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

老有所养是最基本的民生，也算是国家承诺，所以高龄农工群体的养老问题是一件大事。不能让养老出现这么一个大“缺口”！

@长江时评：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注老 年弱势群体，也是各级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重 要体现。因而，政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来，把老龄事业发展 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 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以政 府为主导、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 的养老机制，为返乡农民工“保住基本、兜住底线”。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 服务事业和产业”。破解农民工养老困境，无疑是最大的 民生工程，党和政府应当迎难而上、积极作为，以实际行动让“老有 所依、老有所养”不再 是一个梦。

华图解析： “高龄农民工”他们年轻时，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政策的原因，这些建筑工地、环卫场所的那些年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由于年龄问题的尴尬，他们老了，却陷入老无所养的尴尬境地，政府对他们进行政策扶持，助他们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是值得期待的。

还需要看到的是，高龄农工的子女，同样存在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尴尬境地。把他们养大成人的父母已成为“高龄农民工”，而他们自己由于教育及社会资源占有上的普遍短板，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往往很难有人能具备让上一辈过上幸福晚年的条件。

纾解高龄农民工养老之困，需要更多制度反哺，让背井离乡建设城市的劳动者在退休时享有基本的保障。高龄农民工的境遇，实际上是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不力的现实投射。因此从根本上而言，解决的落点还是要放到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来，实现权利的平等，让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包括高龄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才能更有尊严、更加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