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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河南省镇平县农民杨守法被诊断为艾滋病，直到2012年才发现被误诊。8年多的“被艾滋”生活，改变了杨守法的命运，今年已经53岁的他孤身一人、病痛缠身，生活也没有着落。（5月25日 现代金报）

2004年6月，40岁的河南镇平县农民杨守法经普查，被县疾控中心确诊为艾滋玻用他的话说，从此，“自己无情地被甩进地狱，整日生活在如瘟神般被避讳、远离尘世的世界里”。后来，妻子与他离婚，子女随妻远去。他的生活贫困、封闭，浑浑噩噩，“不知道哪一天就死了”。2012年9月5日，杨守法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时，无意间第一次得知自己并非艾滋布者。（5月18日澎湃新闻网）

确诊艾滋病8年后，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河南农民杨守法不相信这是命运开的玩笑。在确认被误诊后，杨守法曾多次找到县卫生局和疾控中心，要求赔偿损失200万元，但一直没有和政府达成意向。目前，类似的赔偿既没有前例可以参考，也没有现行的标准可以界定，补偿金额如何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的协商。（5月25日《现代金报》）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钱江晚报刘雪松：一次“误诊”，十年不知。如果说第一次误诊有可能缘于技术、缘于管理的落后，那么，后面的十年，是整个疾控管理机制出现的系统性大病，是机构设置的形式远远大于关心患艾滋病农民的诚意。对待生命，这么严肃、这么严谨的事，当地职能部门和医疗机构，能够放出这么大一个“乌龙”，可见这项与死神抢夺生命的工作，已经被敷衍到了什么程度。

如今，没病的杨守法，因为大量抗艾药的服用，已经惹了一身的病。守法的杨守法，一没闹二没吊，他只是希望政府部门能够补偿。但话不投机半句多，镇平县疾控中心、县中医院说，“10万元都赔不到”。这挑子，撂得很冷漠、很绝情。杨守法觉得自己生如死囚，“人生都被毁了”。

因祸得祸，本是法治的戒律。但杨守法的这场祸，是责任部门赋予的。让造祸者得祸，是政府部门处理这起奇葩“冤病”的另一番诚意表达方式。如果让已受创伤的杨守法独自去背，那么，杨守法式的悲剧就会四处上演。

@四川新闻网木子李：艾滋病筛查原本是对群众生命健康负责任的行为，但因为误诊，杨守法妻离子散，病痛缠身，精神上更是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对于杨守法的赔偿，官方回应称：将提升杨守法的社保等级，为杨守法新建住房等，但具体的赔偿数额并没有确定。因现目前，类似的医疗赔偿既没有前例可以参考，也没有现行的标准可以界定。修建新房，赔偿金钱似乎是对受害者最好的安慰。似乎事件的背后我们比起讨要公道，更注重补偿款等物质陪偿。钱要到了就算了大概是现如今多数人的妥协方式。特例没有得到制度上的解决，只会让更多个案重蹈覆辙。

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医务人员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害理应承担的责任，如果只赔偿受害人而忽略对医务人员的追责，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杨守法”。特例只有得到制度上的解决，个案才不会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对此类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何种赔偿，也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赔偿有理有据，有法可依。另外，医务人员本身还要加强专业技术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责任心，只有医务人员责任心到位了才能尽量避免此类医疗失误再次发生。

@长江网黄燚：杨守法“被艾滋”八年，从放弃工作的精神上绝望，到妻离子散的家庭破碎，无不都是因为杨守法是“艾滋病”患者。然而，时隔八年，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他没有得病，多方调查后得出的结果只是登记错误而已。那么，杨守法“被艾滋”责任理当由当地政府负责。接下来，除了双方协商赔偿相关事宜，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下杨守法“被艾滋”的原因，而不只是一句登记错误了之呢？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环境随时都可能变化，制度也必须进一步完善。有了制度，在执行环节上一样会出现问题。登记错误非制度问题，而是执行问题。此外，在登记错误发生后，对于执行对错的卡控也出现了问题。这也就造成了杨守法“被艾滋”，而没有任何人质疑。

杨守法八年期间，每年定期复检，却未发现被误诊，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就好像一个逃犯天天出入警察局，却没有人发现他一样。杨守法因为偶然机会，发现自己“被艾滋”，那么是否还有更多的“杨守法”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杨守法的事情，不能仅赔偿了事，更应该成为典型案例。相关部门要以此为戒，对艾滋病甚至其他疾病控制制度进行完善，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对现有艾滋病人进行普查，解救出更多的“杨守法”。杨守法是幸运的，因为他发现了自己是“被艾滋”，他的生活又有了希望。杨守法也是不幸的，因为“被艾滋”的八年，他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好在，当地政府会为自己错误的行为负责，而他的出现，也可能拯救更多像他一样的人。

@华声在线薛家明：笔者没有见到杨守法听到自己并非艾滋布者时的表情。但我想肯定会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终于不用再担心被死神剥夺生命。而悲的是，十年折磨，自己的人生已面目全非----长期误服抗艾滋，健康没了；受世俗观念所迫，家庭散了。即使诊断结果被证明有误，失去的一切也不会重来，而这些年所承受的苦痛和歧视，更不会减少半分。

如果说，“被艾滋”是一次“生如死囚”的折磨，那么相关部门的躲躲闪闪，就是对杨守法的二次伤害。而这样的二次伤害，本不该发生。一份《河南省农村地区HIV/AIDS诊断表》显示，杨守法首次确诊HIV是2004年7月15日，确诊单位是镇平县卫生防疫站（现疾控中心），感染疑因1992年献血（卖血）。尽管“被艾滋”具体错在哪个环节，还有待排查。但问题出在生防疫站（现疾控中心），却是毫无疑问的。显然，相关部门不能以正在拖延赔偿。

农民“被艾滋”是人生之痛，而相关部门知错不改却是社会之痛。而且，相关部门拖得越久，痛感就越强，给社会的创伤也越大。而要消减社会的痛感，相关部门首先要改掉躲躲闪闪的毛病，勇于道歉、切实做出赔偿，安抚“被艾滋”农民的切身之痛。更重要的是，直面问题，真正找到“被艾滋”的原因，处罚相关责任人，堵上漏洞，不让“被艾滋”的悲剧重演！

@广西新闻网胡辉：作为首例该类的赔偿事件，镇平县卫生局、疾控中心、城郊乡政府等部门确定了初步的补偿方案，并与杨守法进行沟通，包括提升杨守法的社保等级，为杨守法新建住房等内容，但具体的赔偿数额还没有确定。这一误诊有如“冤假错案”，让杨守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起“被艾滋”的事件，带给我们震撼，同情被害者之余，我们更应看到，落实赔偿重要，而启动追责程序同样重要。

一方面，对真艾滋病人的追查不能停止。镇平县疾控中心对杨守法当年留存的血清进行了重新检测，检测结果依然呈阳性。如镇平县疾控中心检验科科长刘光彬所说：“这证明当年的化验监测结果并未出错。”那么可见当年“可能出现了血样和姓名登记错误的情况”。杨守法“被艾滋”替真艾滋患者“背黑锅”，那么真艾滋患者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另一方面，对有关人员的追责不能停止。不管当时抽血化验规模有多大，给杨守法检查出艾滋病的部门，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艾滋检测这么重要的事，一句“程序管理不完善”不能掩盖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检测方应该清楚，这样的检测会给当事人带来多大影响，如果当年的检查规模大，检测部门没有把握，为什么对检测出的艾滋病人进行复检再确定呢？

杨守法受到的伤害，难以用金钱弥补，虽然没有参考的赔偿标准，但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站在人性的角度，给予其合情合理的答复，不要让这个“被艾滋”伤害者继续在苦痛中挣扎。而与此同时，更有必要的是深挖责任人，健全相关制度，保障好每一个艾滋被检人的权利，让艾滋检测成为人们健康的筛选器，而不再是导演悲剧的大杀器！

华图解析：众所周知，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一旦被确诊为艾滋病携带者，不仅会受到歧视，还会有可能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所以，对于艾滋病的诊断必须慎之又慎，绝对不能出现任何误诊。

而作为医生，如果把健康者误诊为艾滋病患者，那么对于被误诊患者来说，就如同人间地狱，河南镇平县农民杨守法就遇到了这一经历，因为被误诊为艾滋病，不仅妻离子散，精神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为了讨回公道和清白，杨守法原来的房子也塌了。现在，他成了一个孤苦伶仃和无家可归的人。面对这样的精神痛苦与现实，不管是谁都无法忍受。但是，又无可奈何。这种生不如死的活着，让人失去了应有的人格与尊严。

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已经大大改善，但绝大多数艾滋病人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虽然说《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对于人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谁都不愿意感染疾病不是吗？

有人说，艾滋病歧视是墙，需要人们把墙撞开。随着公民的文明意识和法治意识增强，这堵墙迟早会倒掉。而构建制度与落实制度同样重要，尊重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基本权利，他们才不会孤独和消极，不会有被边缘感，进而才会积极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