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农业出版社是出版“三农”图书的主力军。该社图书营销部主任杨连增说，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1000种左右，加上重印的约800种，“三农”图书品种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数图书发行量很不容乐观，许多书籍出来没几天就进了仓库。
一边是出版社“三农”图书积压，另一边却是许多农民家里无书可读。广西隆安县城厢镇宝塔村，是一个有1800多人口的种植大村。村支书余××是种植大户，每年仅龙眼、板栗等收入超万元。但他家里惟一一本《龙眼高产栽培技术》，还是2002年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
该县新华书店经理说：“三农”图书在书店图书种类中所占比例不到1/3。
造成出版社图书积压，许多农民家里又无书读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出版环节和发行渠道上。就出版环节而言，许多农民反映有的“三农”图书让人“看不懂”、“用不上”。
（5）“农闲没事干，不打牌干什么？”记者在西安市长安区新一村及小新村问及村民为什么喜欢赌博时，有些村民竟这样回答。由此可见，文化生活匮乏是导致新一村赌博成风的根源之一。村民三三两两地坐在村头及自己家门口聊天。他们告诉记者，农闲时，都不知道该干啥才好，打牌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方式。妇女们打打麻将，一般输赢也就是几元钱，但男人们觉得打几元钱没意思，用“二八杠”赌钱才过瘾，“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够刺激”。加上村里及其他部门制止不力，遂使赌风盛行。只有从慢慢健全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村务管理制度、丰富农民业余精神生活等方面入手，才能从根子上杜绝农村的赌风。村民们还说，现在还不是赌博的兴盛期，到了冬天，村民们无所事事，赌博情况更严重。
材料二：
农村赌博成风，不得不提近年来流行的地下“六合彩”。
（1）据广东省农调队2003年年底对全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该省当年农村购买私彩金额达到33.2亿元。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彩老板和国家的彩池，潮阳市2001年全年GDP下降21.0％，成为广东省负增长率最高的县级市。
“六合彩”长驱直入，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地方政府紧张。毗邻广东的湖南省，30多个县市“受灾”，当地媒体称之为“经济邪教”。农村的金融机构，广西大化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信用联社四家金融机构在2000年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约为4.3亿元，自2002年三年从跌破4亿元，到缩减为2.1亿元，直到4472万元。政府账面上的数据，远没有民间各类悲剧那样令人“触目惊心”——彭心安说，“六合彩”最大的危害，是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农民荒废了耕作，家庭失去了和谐，传统的社会道德“灰飞烟灭”。
（2）来自当地警方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的人群，农民的积极性最高，占总数的40.74％。
“地下‘六合彩’赔率高，玩法简单。”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说。卢同时兼任当地“六合彩”专项治理小组组长，“‘六合彩’1∶40的高赔率对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来说，极具有诱惑力。按‘10元一注’来算，如果中奖，庄家将赔付400元，即使输，彩民才损失区区10元。”
某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任分析，福彩、体彩相比“六合彩”，奖金差距大、中奖率低，头等奖500万，二等奖却只有几千元，缺乏吸引力。再说，福彩、体彩玩法比较复杂，“那个双色球，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从49个号码中任选一个或者几个，再打一个电话去下单就可以”。“六合彩”上至80岁老人，下至7岁幼童都能玩，“平常拿五毛、一块的零花钱来投一注，考验自己的运气”。而且，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彩民和收码、写单员都是党朋乡亲，一般的小注，不用担心出现信任危机、输了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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