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人力资源供给的再认识。这个问题同社区服务项目的供给有着直接的联系。一般来说，人力资源的多寡和专业化程度，直接决定了社区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从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来看，社区服务的项目还不多，且大都集中在社区保洁、社区绿化、老年人照顾、孤残儿童照顾、残疾人照顾、贫困家庭救助、职业介绍、计划生育辅导等方面。即使是这些服务，体力劳动和经验性的服务远多于知识和技能含量高的专业化服务。与此相应的是，低层次的人力资源供给也十分丰富。至于社区居民急需的专业服务，诸如老年人的心理与行为辅导、问题青少年的行为矫治与辅导、暴力家庭与单亲家庭的辅导和治疗、弱智儿童辅导、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的辅导、刑释人员的社会化辅导、居民的康复辅导、职业培训与就业指导等知识含量的专业化服务，则至今没有或很少开展起来。而这方面专业人才的供给也极其短缺。由于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专业服务需求，居民乃至整个社会自然难以提高对社区服务的评价和认同度了。显然，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必要积极拓展社区服务的项目，尤其是知识含量高、专业性强、社区需求大的服务项目。这就要求增加专业人才的供给，从政策上营造能够吸引专业人才加盟社区服务的机制。对此，政府理应予以充分的关注。
（三）关于社区服务制度选择的再认识。无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从我国社区建设的现实结构来看，目前我国社区服务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其突出表现为：一是以政代社、政社混淆的体制弊端仍然突出，政府的经济、政治、道义成本太高，而产出比太低，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二是社区服务在制度上难以引入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模式一直停留在粗放发展的阶段，难以有效地转移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轨道上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行政化太强，社会化、专业化太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从制度重建的角度着重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政府有关部门应统筹协调，致力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社会工作者职称序列、岗位序列及人才培养机制；其次，大力促进各种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以承接政府、企业、学校等剥离出来的一部分社会服务、社会教育、社会矫治职能；最后，注意将专业化社会工作机构同社区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等）的工作职能明确分开，力戒把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重新办成大而全的“单位制社会”。
摘自《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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