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绿色和平组织调查显示，在抽检的四款立顿袋泡茶中检测出灭多威等17种农药残留。包括农业部禁用农药灭多威，但卫生部的标准却规定灭多威最大残留限量为3mg/kg，且比欧盟的0.1mg/kg最大限量标准高出30倍，因此，立顿强调其产品符合中国标准。显然，国内外商品信用相继沦陷直接暴露了国内标准的乱象。

　　当前食品药品国标身负国民健康赤字之困，首先在于国标体系的高度行政化和权力化，使国标制定部门化、部门标准利益化。具体而言，相对于欧美标准化体系的非官方之市场自律主导，中国国标的制定主体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行政部门和准行政的行业协会等，这使中国国标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者标准，而非市场标准。即尽管主导国标的行政或准行政机构属于独立第三方，但目前国标制定是在参照国际同业标准的基础上，主要满足企业诉求，消费者很难有效参与国标制定，更难产生硬约束。

　　如国标的制定框架无法为市场供需主体提供有效的自利博弈平台，发挥市场自律和自治效应，使国标的制定无法有效保护消费主体的利益。同时行政机构缺乏精力和能力搜集关键信息，甄别国标利弊，导致行政主导的国标很容易出现监管被俘获风险，即由于标准制定直接影响企业利益，企业往往以生产技术状况等为由游说相关部门降低标准，如最近乳业新标准制定就传出乳业巨头主导国标风险。

　　其次，国标身负健康赤字，根源于管理层延续计划短缺时期的监管理念，以及当前粗放式增长模式潜存的供给冲击忧虑。随着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趋高，人口老龄化下人口红利结束，国内储蓄率趋降，以要素资源投入主导粗放增长模式不仅难以为继，而且长期坚持的增量发展化解存量矛盾之理念，使当前面临经济增长成本释放下的通胀风险。这不仅致使政府担心供给冲击并未远离，而且使政府在处理经济社会矛盾上，倾向于保障供给而非保护需求，从而在国标制定中过度照顾企业利益，使国标就低不就高变成常态。

　　以当前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例，如高标准的食品药品安全系数，无疑意味着企业需投入相对较高的运营和管控成本，而要消化运营和管理成本的上升，单纯要求企业顾全大局压缩利润将容易致使企业因无利可图而退出，导致供给冲击，从而恶化通胀；而企业提高价格则既影响其市场竞争力，又受到临时价格管制限制而难以自如。殊不知，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要素资源价格和交易成本上升，使目前通胀压力高企；而监管层为实现保增长与遏通胀之平衡，倾向于采取临时价格管制政策，从而使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压力得不到有效释放。

　　鉴于此，尽管当前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已使居民为规避风险而对价格不那么敏感，但通过价格信号提升食安水平并不畅通，最终市场不得不自发转向竞次博弈，即企业为降成本保利润，而倾向于选择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之低质量供给模式，同时政府也在供给冲击、通胀压力与保增长的权衡下，通过变相压低国标等手段默许企业这样做。是为当前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发生，跨国公司标准歧视以及部分专家摒弃学术和道德良知为企业竞次背书之深层原因。

　　由此可见，当前不彻底舍弃经济粗放模式，即便上调国标和允许消费者参与国标制定，最终也将以质检监管被俘获之问题后移呈现，如最近媒体揭秘部分质检部门以出钱多寡决定企业产品合格率，就充分反映了监管被俘获和高标准国标形同虚设之风险。

　　要有效贯彻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的“绝不靠牺牲人民健康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需反思经济不转型之幻觉，应不惜以摒弃保增长之魄力，致力于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掘经济内生型增长潜质，理顺市场价格秩序，使消费者的健康诉求真正成为市场良序竞争的价格信号，并实现经济增长不以牺牲人民健康为代价之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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