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开放要善于对接发达地区

　　在经济全球化停滞之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这一系列关于发展开放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对于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壁垒是有力的支持。

　　其中，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显然对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意义重大。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GDP、工业产出、进出口贸易增幅一直高于东部地区，高增长地区能够给后来者创造更多机遇。从中国全国范围来看，外部投资者在中国能够享受到更长的产业生命周期，因为中国国土广大且区域发展存在落差，东部的许多成熟产业转移中西部之后仍有强劲的活力，这样的较长生命周期是其他大多数中小国家所不可能具备的，中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对产业转移的引导，又将使这一优势得到充分、有序的发掘。

　　尽管如此，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并不意味着内陆沿边地区可以凭借复制国内外发达区域的现有模式就能获得成功，应慎重看待那种向国家申请建立特殊功能区、要求更多政策优惠的冲动。对于内陆沿边地区来说，与其简单复制、追赶时髦，不如稳定发展，在与上海自贸区或其他试点区域进行经济对接方面做好准备，获益反而会更好。

　　即使不考虑其他地方不具备上海这样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人才和地缘优势，不考虑自贸区试验不宜在尚未取得经验时就急急忙忙遍地开花，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冷峻的现实:片面追求扩大对外开放将损害对内开放和建设统一国内市场的努力与效果。

　　30多年来，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的、多样化的特殊功能区，且多数是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而设立的。这些特殊功能区曾经为我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贸快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太多地使用了特殊的财税、土地优惠措施，乃至环境倾销和社会倾销，从而扭曲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行为，有些还需要额外的特殊监管体系，这对于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是不利的，对此必须加以节制和引导。而各地、各部门申报这些特殊功能区的过程，客观上也会给主事者创造寻租机会，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风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再度阐释，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之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后发者的内陆沿边地区要谋求发展，尤其需要制定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目标和策略。倘若目标和策略失误，违反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无法建立有竞争力的产业，只能向中央索取种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特惠，成为扭曲市场和吞噬财政补贴的黑洞，这般结果，岂能久乎？▲(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相关内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