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应成执政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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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民众的普遍忧虑往往在于如何筛选信息；但在政府信息公开层面，民众面临的问题却是信息稀缺的问题。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目前政府的信息公开机制业已落后于社会的主流趋势。为此，李克强总理在9月18日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指出要采取配套措施，加强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使政府经济社会政策透明、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信得过、能监督。

　　信息时代真正降临寻常百姓家的时间也就在最近20年而已，但这一代人似乎已经在信息时代里浸淫了许久。这种“集体性感触”的来源在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时空压缩”的现象，即时间被大大压缩，人们对于事件进展的关注不再以年月日计算，而是开始以时分秒计算；同时，空间上的阻隔又被破除，导致人们的空间概念是“全球同一性”的。时间上的极大压缩和空间上的无限扩展，使得人们在信息的汲取上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上述变化直接导致了庞大沉重的科层官僚体系在应对上的被动。传统的官僚系统基于的是固定时间、空间的运作准则。对于一个标准的现代政府而言，一旦一起社会性事件引发关注，如果政府按部就班地介入、调查、公布，一定会带来自身公信力的巨损。相反，只有将政府的介入、调查和公布整个过程作为一个信息链不断进行公布，才能获得社会的肯定。

　　在过去，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从根本上缺乏接受社会监督、公开政府信息的意识。遇到社会危机性事件，利用政府的控制网络先“捂一捂”成为一种惯性。这种执政观念和行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群体性事件的喷涌，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公信力的骤降。一时间，“塔西佗陷阱”也成为一个公众耳熟能详的词汇。不过，这一糟糕的现象从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之后，逐渐开始有了改观。

　　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要采取配套措施，加强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政府经济社会政策透明、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民众的信息公开要求根本上在于看清政府权力运作的具体细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政策对自身的影响，这一点基于的是理性公民的利益诉求。而伴随着信息公开的观念进驻政府执政理念之后，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如何构造信息公开的平台与路径。在这个平台上，民众可以通过一定步骤获得信息，而彼此间持有的话语也并无间隔。

　　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8年的出台是极富意义的。因为这等于搭建了一个平台，让公民能够用法律的话语要求政府公开自己想要的信息。这意味着双方的公开与被公开，都是一种法律行为，拥有固定的准则和边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2008年以来，包括申请官员财产公开、政府财政支出公开，以及非常热闹的铁道部信息公开案和社会抚养信息公开案等等，都因为一群积极公民的介入，而推动着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

　　在上述公开的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的角色应该是提出申请的公民和作出公开的政府二者。但从总体上而言，政府在信息公开上的“速度”还有待提升，这绝不是因为社会民众单方面的对信息时代的适应，而是一些政府本身缺乏足够的压力和机制去规范自身的公开行为。例如，政府内部的利益纠缠不清，导致一些新闻发言人的“护短”，都是公开机制未能真正落实的表现。所以，此番国务院再度要求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乃作为一种系统内的压力注入，而配之以社会民众的及时监督，相信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也会真正融入政府的执政理念，并继而成为一种执政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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