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面试时政热点：盘点2012年中国文化关键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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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style”

　　“鸟叔”的一曲“江南style”火遍世界。在综艺节目、娱乐节目、NBA、CBA、总统竞选、健身房、广场、商店、家庭、办公室、手机彩铃、网络上，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听到“江南style”。

　　为何这样火？不外乎它满足了民众三个方面的心理需求。

　　一是幽默地自嘲。“鸟叔”把自己肥肥的身材跟着动感的音乐起舞，脑袋里却幻想着那些美女、富人生活，把自己的羡慕、嫉妒、恨很幽默地展示出来，既感慨个人的渺小，又有个人不合实际的小追求。许多人就是在这种自嘲的幻想中度过每天的生活的。

　　二是讽刺“高富帅”不承担社会责任。那些“高富帅”每天都生活在纸醉金迷、美女如云的环境中，庸俗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对这样的生活，民众有什么可向往的呢？奢华的生活，不就是过度用物质禁锢个性自由的一种新的压抑吗？如果这些所谓的上层人士失去了他们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心、帮助之心，那他们无疑在制造、加剧新的阶层矛盾。阶层矛盾深了，社会就不会稳定。试问这样的上层生活又有什么好羡慕的？

　　三是简单模仿中的快乐。简单的舞步、扭动着屁股、配合着动感的音乐、脑袋中再有点想象，就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看起来幼稚、可笑，却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工业社会的紧张中松懈下来，调节一下。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多的大道理。越是紧张、繁忙、焦虑的社会，越需要轻松、舒缓、幼稚的节奏与之平衡，这就是人性的文化。

　　用一种搞笑方式，解构正统的文化，建立属于自我的文化诉说方式，正是各种亚文化存在的理由。如果太正统的文化压制了人性的自由，那么，各种亚文化就有了更多的存活空间。网友模仿出的“航母style”，就是这种自娱自乐的亚文化充满活力的证据。

　　“你幸福吗”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问他幸福吗？他说，不知道。很多人认为他应该很幸福，可是他说，他压力很大，忧心忡忡，不幸福。

　　一个在贫苦山区生活多年的孩子，因为吃了一袋方便面，喝了一袋牛奶，就会说自己很幸福。一个亿万富豪，吃着山珍海味，也未必觉得幸福。一个被关进牢狱里的人，被放出来后，就觉得很幸福。而一个成天在城市里自由游荡的人，也可能觉得不幸福。

　　看来，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一套追求自己幸福的方式和体验方式，最后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给自己的体验一种是否幸福的评价。一种内在需求的满足，就会产生一种即时的幸福感。随着新的需求接踵而至，又很难满足，可能不幸福的感觉就会占上风。

　　对于政府来说，为个人追求自己所要的幸福创造必要的条件是应尽责任。如解决民生问题，让民众有学上，有工作，有钱花，有医疗，有社保，有房住，有安全，就是社会应该尽到的义务。当然，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也不会所有人都感到幸福。此外，政府还需要探讨建立一种保障个人尊严的制度，让个人可以在制度的土壤上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幸福。如果这些必要的条件都不具备的话，就问别人“你幸福吗？”得到的回答是“我不姓福，我姓曾”，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30多年的物质繁荣让很多人高呼“伟大成就”，似乎民众就应该感到幸福。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因为人的需要是逐层递进的，就像马斯洛所说的七个方面的需要一样，只要有需要没有被满足，就不会有异口同声的幸福感。如果民众“被幸福”了，那只能说明民众真的就不幸福了。

　　对于个人而言，追求幸福的过程，可能充满着挑战和痛苦，但是，这种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手段与目的相契合的过程。目标不对，调整目标；手段不对，调整手段。二者合适了，一个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就会被赋予幸福的体验。当然，个人的根本文化目标是活得有尊严、有价值，离开了这个，即使个人认为追求过程是幸福的，也不会被社会所认可，也不会被历史潮流所接纳。

　　“钓鱼岛是我们的”

　　在大街上，很多汽车后面都贴着一张印刷品，上面印着中国国旗，写着“钓鱼岛中国领土祖宗留下基业我们寸土必争”的字样，其意义有两点：（1）“钓鱼岛是我们的”；（2）车主是爱国的，别砸此车。

　　在现代政治文化中，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各个国家的共识，在此意义上，爱国是一种普遍遵循的价值观。但是，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爱国有了别样的意味。中国人从小就接受爱国教育，爱国已变成一种“主义”，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文化基因。如果有人说不爱国，那在许多人眼里，这人必定是“卖国贼”、“汉奸”。一种非此即彼的爱国主义也就在许多人心里扎下了根。说到底，这是一种非理性思维。

　　爱国有很多种方式，许多人选择用愤怒的情绪去爱国，最后反而害了自己，为国家抹黑。比如，在2012年9月的“保钓游行”中，许多人选择用抵制日货、砸日本牌子的车、举伟大领袖头像、“扇老人耳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结果一些人因此露出了人性的丑恶面，有的人犯了罪，许多国人的财产权被侵害。如此“爱国”，让他国耻笑，让许多国人寒心。

　　非理性、非法治、泛道德化“爱国主义”的推手主要是有三个：一是决策层存在的好战逞强情绪；二是底层民众的泄愤情绪；三是市场层面把“爱国主义”当做一种商品销售和消费。中国人如果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主导下前进，必然失去太多的发展机遇，对民众来说，更是灾难。

　　有了前车之鉴，中国人更加清楚了什么是正确的爱国主义，这就是理性地表达爱国的观点、意见、思想，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行动，防止泛道德化社会运动的蔓延。

　　“网络反腐”

　　时至今日，民众通过手机就可以上网发帖子、表达观点、监督官员的执法行为、举报违纪违法的官员。十八大以后的一个多月内，微博上已经曝出了10多个官员违纪违法的案例，说明网络反腐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渠道。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现有制度、体制方面存在诸多的权力监督漏洞，官员腐败问题已经被民众视为眼中钉，执政党也将其上升为亡党亡国的致命性问题。表面上看，高层和底层对腐败问题已没有容忍的余地，位于中层的官员将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可是，在30多年的制度转型期间，许多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和法治监督的空挡，获得了相当庞大的灰色收入，形成了物欲化、情欲化的灰色生活模式。要把这些灰色收入完全暴露在阳光下，要把这种灰色生活模式完全消除，没有漫长的法治培育和严格的法治监督，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在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吁下，一些地方开始作出了尝试。但是，由于许多既得利益群体已占据了权力的要塞，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改进推三阻四，致使腐败问题越演越烈。因为制度渠道中反腐的零敲碎打，不解民众反腐饥渴，所以网络上的反腐举报就甚嚣尘上，公权力的信任危机随之越来越严重。

　　情况如此危急，民众通过网络反腐推动制度改进，本是好事。仍有一些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即使网络反腐中有不少来源不实的举报，也要看清它为民众解压的缓冲作用。如果一味封堵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人亡政息的局面来临就是时间问题。从根本法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监督、制约、制衡的问题，才能消除腐败的土壤。制度解决不力，网络反腐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改革”

　　“改革”这个词已经被说滥了，本身的含义也在消解。许多有历史眼光的官员高呼改革，为的是长期执政，为民众谋福祉；许多有世界眼光的知识人畅谈改革，为的是公民可以有一个实现基本权利的公民社会；许多既得利益者也在打着改革的旗号高唱改革，为的是保住自身的特权利益；许多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士也在呼吁改革，为的是回到“文革”时代的平均主义；还有许多人高呼改革，其实就是把改革当做一种商品来消费，为的是在意见市场上浑水摸鱼。“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说，也在激烈交锋。

　　鱼目混珠的改革声音，让民众多了不少期待，也多了不少失望。怎么办？认识到了改革的复杂性，对于加快改革是一件好事。即使是死，也要死得明白。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经历了那么多的转型苦难，积累了那么多的变革智慧，应该可以找出一条符合民众需要的改革之路。主观上，对改革正本清源，树立信心，应是必要前提。

　　改革的本质，就是要处理好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当前，公权力占有的份额太大，而私权利占有的份额太小，所以二者之间不平衡。解决之道，就是让公权力减小，私权利增大。具体来说，就是要让公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让市场获得更多配置资源的空间，让公民社会的发育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最终形成一个“大公民社会、大市场、小政府”的格局。

　　改革的突破口可以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推进；二是有根本制约效力的财政预算法的制定和实施；三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新闻法的制定和实施；四是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尝试；五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身份和待遇问题的解决；六是国有垄断行业向民营企业的放开，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

　　改革是中国的红利，有了这样的共识，改革技术操作、速度层面的问题，应该可以在多方协商、妥协的基础上找到可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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