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对“高校性骚扰”勇敢说“NO”

2018-01-17 13:37:15 来源: 华图教育关键词：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公务员面试热点,高校性骚扰

华图教育：2018-01-17 13:37:15 关键词：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公务员面试热点,高校性骚扰关注

空面试热点相关背景

因为有人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在调查核实之后，校方决定撤销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教师职务，取消教师资格。而教育部则在研究之后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南方日报扶青：从“陈小武事件”的发酵过程来看，很多女生在被骚扰后保持了沉默，包括向北航实名举报的罗某某，也是在12年之后才发声。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多个城市收集的6592份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的遭遇高校性骚扰者选择了沉默和忍耐，真正向校方或者警方报告或报案的人不到4%。在选择不报告校方或者警方的原因中，有人觉得不光彩，而称“报告了也没有用”的占了近六成。这直接指向高校师生关系现状，由于导师掌握着大部分学术和工作资源，在相当程度上能决定学生的前途，因此具有强势主导权。而在很多案例中，学校倾向于“捂盖子”，保护学术大咖，对“学术性骚扰”起不到应有的制约作用。

另一方面，当前对“学术性骚扰”尚无准确定义，加剧了治理难度。在上位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性骚扰”的界定简单笼统，导致缺乏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而学术界中的“性骚扰”建立在师生关系基础上，有时候较为隐晦，比如老师以学业等为由，有策略地使用权力并逐渐将基于性骚扰的“互惠观念”合理化等，也很难寻求法律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师德师风”就是一样较为有力的武器。201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划出7条红线，其中就包括“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要依法依规加大对各类违反师德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力度”……其中体现的思路具一致性：把师德建设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通过“陈小武事件”，其他高校也都应该展开反思，对比发现有可能存在的问题，该作为就要作为，该严惩就要严惩，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绝不能让师德建设变成说说而已。此外，要在探索中尝试，形成防止“学术性骚扰”的长效机制，从而真正做到“坚持立德树人、弘扬师德风范”。

@钱江晚报陈进红：北航教授性骚扰案无疑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个沉重的盖子下，是更多的沉默者。据2017年3月某高校发布的《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在中国的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中，有不少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报告显示这些性骚扰的实施者中师长（学校领导、领导、辅导员）占到近10%，教师更容易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中权力，暗示或者胁迫学生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而多数被害人出于种种原因选择了忍耐。每发生100起性骚扰事件，只有不到4起的当事人会报告学校或者警察。

为何沉默的羔羊只能在梦中呐喊？一是高校师生权力不对等，校园内部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和处理机制。早在2014年，76名厦大校友曾联署呼吁建立机制防校园性骚扰。时隔三年之久，尚未建立。高校性骚扰事件仍是以网络举报的形式频繁上演，网络举报容易引起舆论关注，但随着爆料的增多，时间的推移，公众的关注度势必会下降，那么下一个受害者的正义如何得到伸张？同时，网络举报又易造成公众的道德集体审判，对被举报方的权益也会造成侵害。二是，而从立法层面，校园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仍然存在空白，对“性骚扰”行为也缺乏清晰的判定依据。高校对此类事件的处理，基本是依据高校师德“红七条”。而对于性骚扰的处理不仅止于高校内的行政处罚，更应从法律层面有完善的追究惩治。在我国性骚扰案件一直是“低起诉率、高败诉率”。从立案举证到最终胜诉均困难重重，而且惩罚力度和结果，让受害者觉着举报行为得不偿失。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基础。是时候从法律和行业层面建立和完善反骚扰条例了。

如果说，这场反性骚扰运动是一场由下而上掀起的风暴，那么，对那些已被曝光的高校性骚扰事件，受害者和公众更应该得到一个交代。这就不仅需是高校内部自我清洁机制的完善，更需要在法律层面对性骚扰案件，从申诉到判定惩戒有一系列可执行的完善细则，让长虱子的高校不敢也不能再捂盖子。

@光明日报胡印斌：广州性别教育中心2016年开展过针对中国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收集到的6592份有效问卷中，有69.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可见，如何规范和约束当前大学校园频发的性骚扰事件，已经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课题。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严肃问责，将那些肆意触碰红线者逐出教师队伍。若持之以恒地加以惩戒，必然会在校园之内产生震动，也会让那些担心被报复的学生勇敢地主张自己的权益，从而弘扬正气、抑制邪气。当然，相关制度不妨更加细密一些，比如可以参照美国哈佛大学的禁令，禁止任何教授和本科生发生恋爱或性关系。

其次，要强化师德建设。大学要注重德行与人格的养成，要有更大的关怀与投射，不能沉浸在个人利益的攫取及情欲的满足上。陈寅恪先生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大学教师要有理想追求，能够做到内省和慎独，有境界、有理性，行为才可能有边界、有戒惧，才能切实践行现代大学精神所提倡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节座谈会上强调：“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说到底，“师有德”，才可能“校有道”。关注高校师德建设、净化校园风气，迫在眉睫。

@澎湃新闻西坡：近年来，高校性骚扰的事件非此一例。据媒体统计，从2014年到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就有13起，包括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事件。许多性骚扰事件有一个共性，即受害者在毕业之后才出手举报。这当然会增加调查取证的难度，但受害者的心理不难理解，因为老师手中握有影响学生前途的权力。

成绩、推荐信、实习机会，这些事情学生都有求于老师。尤其在研究生阶段，导师更是可以直接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双方的相处也更封闭。所以要想杜绝校园性骚扰，必须消除受害者的后顾之忧。

老师强，学生弱，学校就应该给予学生相应的求助渠道以为制衡。典型事件的处理方式则具有示范意义，如果学校在一起性骚扰事件中表明零容忍的态度，那么接下来当有学生遭遇性骚扰时，就会更有勇气打破沉默，个别教师的“色心”就会收敛起来。所以希望陈小武这样的热议事件可以促使更多大学主动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中国青年报李勤余：高校性骚扰案件往往发生于导师与学生之间，这一点并非偶然。居心不良的导师在犯下罪行后，往往以学生的权益为要挟，对学生威逼利诱。此等伎俩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因为导师与学生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导师手握影响学生前途的“生杀大权”，而学生却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面对学生对导师的性骚扰指控，高校方面除了事后调查，也应积极思考对策，让学生面对无良导师时，不再弱势而无助。

取证工作是处理性骚扰案件的一大难点。加害者以语言或不雅的动作施以骚扰，受害者很难取证。同时，高校性骚扰案发生的时间跨度长，地点隐秘度高，为犯罪者提供了极佳的掩护。而聊天记录、旁人的回忆等间接证据，在可信度上到底打了折扣。近年来，网络上曝光高校案后，当事人大多在第一时间予以否认。这一点，恐怕与某些当事人深知此类事件取证困难，因此有恃无恐不无关系。如何为大学生补上一课，教授其防止性侵的相关知识与技巧，也是当务之急。

我们也不能排除个别学生利用性侵事件“碰瓷”的可能。性侵案涉及的教授级别越高，名声越响，越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即使调查结果支持导师，或以不了了之告终，导师在名誉上的损失也将无可挽回。因此，不论是为了防范学生遭到性侵，还是保护教师的名誉，广大教师都应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把握好分寸，不做出过分亲昵、逾矩的行为。如此，是对师生双方的共同保护。

高校与其在性侵案后“亡羊补牢”，不如提早在管理上多下功夫，防备这类事件发生。每所高校的校情不同，在政策、措施的制定上不妨因校而异，随机应变。但无论如何，提高对教师的管理水平，都是必要的举措。高校是人们心中圣洁的象牙塔，没人愿意目睹高校被各种性侵事件玷污。我们既要在道德层面上谴责那些玷污高校的加害者，也要用制度建设主动净化高校的环境。如此才能标本兼治，真正还高校师生一方净土。

华图解析：高校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纯洁无暇的象牙塔，然而近年来，高校性骚扰案件频发，对于此类事件，不同学校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有之，草草了事者有之，事情不闹大不处理者亦有之，不管哪种处理方式，都严重威胁着学生的身心安全。

2014年，《中国妇女报》曾援引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而在其他机构的调查结构看，数字则是超过57％的。本应是一片净土的高校，为何成了性骚扰案件的滋生地，这是当下亟需关注的问题。

要想遏制这种现象，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健全预防机制，从制度层面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只有用法律让那些潜藏在校园里的色魔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还校园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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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华图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