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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已拥有52处世界遗产。此前一天，青海省可可西里已经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7月9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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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新语：申遗成功 担子更重

7月7日至8日，在波兰召开的第四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可可西里和“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双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2处。在我国首批世界遗产诞生30周年之际，连续多年申遗成功的光环之下，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不断提升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水平。

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1987年诞生首批6处世界遗产，从世界遗产数量跃居世界第二到同时拥有大运河、丝绸之路这类举世瞩目的巨型世界遗产，中国世界遗产后来者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倾力付出，为世界遗产保护作出巨大贡献。从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到逶迤15省市区的长城，从辽阔草原的元上都遗址，到西南边陲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和人文精神已在29个省市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生根开花，硕果累累。各地各方收获良多：国际前沿的先进理念，行业内外的通力协作，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世界遗产在我国文化遗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连续10多年申遗成功，固然可喜可贺，而清醒、理性，反思、审慎，则是当下应有的态度。与世界遗产强国相比，我们仍有不小差距。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现象，“申遗热”存在急功近利隐患，申遗时高度集中社会资源投入保护展示，成功后重心转向商业开发忽视后续保护，对世界遗产造成安全威胁甚至破坏。丽江古城多次发生火灾事故，清东陵和明十三陵文物连续被盗，暴露出对世界遗产可持续保护认识的模糊和短视。此现象不除，受损的恐怕不只是某一处世界遗产，还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反观意大利，从2008年与瑞士联合申报高山铁路文化景观，到2010年扩展瑞士圣乔尔乔山，从2011年联合周边5国申报阿尔卑斯山史前干栏建筑，到今年跨国申报15—17世纪威尼斯共和国防御体系、联合欧洲9国扩展欧洲原始海岸森林，成功的跨国申遗和国际合作，最终保住了其稳居多年的世界第一。2018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实施申遗新政，一国一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政策优惠倾斜没有世界遗产或世界遗产数量较少的国家。同时，国际社会空前关注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此种情形下，理性申遗、科学保护、永续传承将成为今后工作重点，须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高度，以国际视角深入研究申报项目的价值内涵和国家影响力。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名列前茅，与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遗产资源大国地位相匹配，但要达到世界一流的保护管理水平绝非易事，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我们在遗产保护、法规建设、文物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连年成功意味着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一方面，我们要切实坚定文化自信，认真履行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在全面加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中，创新中国经验，创造中国奇迹，不断增强中国话语权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遗产保护援助、联合考古发掘、人才培养合作、技术交流互鉴等方式，加强与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合作，支持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世界遗产梦，在国际舞台宏亮中国声音、增添中国力量。（刘玉珠）

钱江晚报：申遗成功，只是保护遗产第一步

最近，可可西里与鼓浪屿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原因无它，两者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已拥有52项世界遗产。这本该是件大好事。可消息一经披露没多久，浮出舆情水面的除了喜悦之情还有深深的担忧。

原因大体上有二。一是成功进入世遗名录，不过是迈开了保护珍贵遗产的第一步。高分一号卫星遥感监测结果表明，卓乃湖系列湖泊群的卓乃湖、库赛湖、海丁诺尔湖和盐湖面积与去年同期相比，盐湖面积扩大4.5平方公里。2015年的数据表明，盐湖在4年中面积增加2.3倍，如今仍然在缓慢增加。

世界遗产的名头能不能真真切切地保护可可西里，人们的心里都没有底。

二来，申遗成功甚至有可能带来反作用。此前，丽江、张家界等地在申遗成功后好好火了一把旅游业，“平遥申遗13年门票收入增70余倍”之类的新闻我们也不陌生。不客气地说，部分地方政府只是将申遗看作一棵“摇钱树”罢了。

鼓浪屿的好消息传来后，有关方面强调，将“做好鼓浪屿后续保护管理及展示利用工作，合理控制登岛游客数量、改善遗产本体保护状况、提升监测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将更加美好的鼓浪屿展现给公众。”可至少现在，网友们的反应还是将信将疑。相关部门能不能抵挡住利益的诱惑呢？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由此看来，我们应该拷问的是，“申遗”的初衷究竟是什么？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未来有资格“申遗”的地点必然会越来越多，但如果忘却了初心，那么“申遗”的意义何在？

毋庸置疑，我们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遗产。但商业开发与世界遗产的保护属性之间，存在着很难调和的矛盾。据媒体报道，山西五台山花费5亿元申遗，费用主要用于拆迁商铺、设立保护带等等。结果，旅游收入不升反降。在慨叹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申遗本就是一笔“亏本”买卖，自带公益性质。

只是某些政府部门对此显然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就在不久前，徐州的丰县和沛县为谁才是“刘邦故里”争得面红耳赤。在丰县赵庄镇金刘寨村，建有刘邦故里景区。而在沛县，县委、县政府曾明确提出要打响“刘邦故里、大汉之源”的旅游品牌。对此，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些人嘴里说的是探究历史文化意义，脑袋里想的还是白花花的银子。

此次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后，明确表示旅游并非其发展目标，在青藏高原上为藏羚羊保住家园才是更重要的使命。可我们不妨对此泼一些冷水：保护藏羚羊是否非得依靠“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头？一片嘈杂和喧闹，是否反而会为保护可可西里带来更大的难度？

进而言之，这种“冷思考”也不乏启发意义。对于那些还未做好万全准备，有潜质申遗的地点而言，不炒作、不申遗可能才是更好的选择。（李勤余）

广州日报：世遗数量世界第一 保护也要第一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表决，同意将鼓浪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遗产。而此前一天，青海可可西里也获评世界遗产。至此，中国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和意大利并列第一。

厦门鼓浪屿与青海可可西里获评世界遗产，可喜可贺。尤其值得点赞的是，这两处新获评的世界遗产，使得中国以52处世界遗产而成为世界第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方面，这得益于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加大力度保护自然与人文景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鼓浪屿为例，从2000年开始，当地就制定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等多项规章制度，历史区域的开发与保护得以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然而，申遗成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后续的保护才是申遗的关键。鉴于申遗成功对旅游业等商业开发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一旦走上重开发轻保护的歪路，就可能违背申遗的初衷。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前车之鉴。比如丽江古城、张家界等世界遗产曾遭黄牌警告，张家界甚至花费数亿元进行整改，才免于被“摘牌”。当然，开发与保护失衡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比如2009年德国的易北河谷被世界遗产组织除名，就是因为一座修建中的跨河大桥破坏了当地文化景观。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数十年来的漫漫申遗路，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来看也是一条绝佳的公众教育、科普路。曾几何时，一些地方过分看重申遗经济和门票收入，今天“无保护不申遗”的理念已更加深入人心。比如此次可可西里申报世遗，就明确提出是为了保护而非发展旅游，“像爱护我们的眼睛、呵护我们的皮肤一样保护好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而鼓浪屿在申遗成功后，厦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表示，申遗不是最终目的，未来将坚持严格保护、坚持依法管理、坚持永续发展、坚持成果共享。不久前，鼓浪屿景区日最大承载量进一步下调为5万人次，既是为了提升旅游体验，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对申遗的态度转变。

申遗成功后，如何保护世界遗产、活化使用，还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用科技、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手段，使之形成可持续发展。当然，世界遗产也不能不开发，教条式地封闭起来，养在深闺人未识，并非申遗的目的。在开发与保护中做好平衡，形成良性循环，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素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对此，我国已作出很多有益尝试：故宫限流已形成常态化、敦煌莫高窟推出全息投影、丽江将控制业态限制商业……与此同时，还要看到与其他世遗大国相比，我国的保护工作还有很多短板需要补足。比如意大利文保的专业技术和人才储备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长期贯彻的保护理念与法律，让很多历史保护区域与几百年前的景象相差无几。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

随着鼓浪屿和可可西里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成为世遗数量的“世界第一”。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保护人类文明，传承民族历史，都要求我们还要力争另一个“世界第一”：保护的力度、水平也要早日成为世界第一。（张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