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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徐玉玉案的告破，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高峰时期，每天从这里发出的诈骗短信多达数百万条。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9月1日《新京报》）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荆楚网胡建兵： “诈骗之乡”，“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这种现象的形成，当地政府放任其“做大”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了，毕竟当地政府，有严肃维护党纪国法执行的责任。放任其“坐大”，说轻点，说明当地政府存在严重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就是怂恿犯罪。

在欲望与金钱的驱使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如今已经吞噬中国一些农村。“诈骗之乡”的形成，表面上看是有人为了图利，缺乏法律观念和文化素质低等问题造成的。实际上，对于诈骗等犯罪活动，就算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也知道这是犯罪，也知道犯罪的后果。这些人之所以不以诈骗为耻，反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说明因为没有人来管，他们对这样的犯罪已麻木不仁，他们已张狂到了什么程度？

“诈骗之乡”的形成，有关部门肯定不是一点也不清楚，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要不出人命，对当地一些人的诈骗等犯罪行为能挡就挡，能从轻处罚就从轻处罚。再加上此类犯罪活动，涉及工商、公安、交通、银行、电信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一般都不会主动去查，反而是玩忽职守、放任自流，从而让那些诈骗分子胆量越来越大，犯罪的圈子也越来越大，“诈骗之乡”形成也就不奇怪了，“以诈骗不到钱为耻”也就很自然了。

虽然“诈骗之乡”的形成情况复杂、形式多样，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中，总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即使犯罪分子手法再新、再隐蔽、再狡猾，只要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多长一个心眼，就不难被识破。“诈骗之乡”发展到“以诈骗不到钱为耻”的程度，是政府部门监管整体缺位的耻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的耻辱，游戏政府的行政管理法规、愚弄政府各级行业管理机构、玷污和亵渎政府职能部门神圣的执法尊严。因此，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法律惩处的同时，也要对履职不到位的政府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追责。

@金羊网阅尽：多么可悲又可怕的“诈骗观”，不以恶为恶，不以耻为耻。这或许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唯其如此，像徐玉玉被骗案中几位嫌犯的家乡福建安溪等地，尽管警方几番整治，但“打掉一茬，又长一茬”；家乡查得紧，骗子便跑到异地作案。如此案几名同伙，便是以江西为“大本营”。由于价值观的沦陷，有的人不仅没被警方的打击警醒，反而从媒体报道的反诈骗新闻中汲取灵感，“灵机一动”，通过网络联系上电信诈骗“老板”，千方百计搭上贼船。

耻感，乃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一个人或者群体，一旦耻感丧失，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何邪恶不敢为呢？近年来，针对一些电信诈骗“重灾区”，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专项整治和打击，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但在把诈骗当“谋略”的嫌犯看来，其行为根本算不得违法，充其量只是“政府不让干”而已，至于警方打击，他们自然也有应对之策。

家庭、家族的声誉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珍视的东西。坑蒙拐骗也是传统观念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电信诈骗竟能在民风纯朴的乡村兴起并杜而不绝，这实在令人诧异。究其根源，显然正是没有耻感的“诈骗观”为其提供了精神支撑。笑贫不笑娼。赚到钱为唯一目的，只要赚到钱，全不问手段来源如何。有些人即使被捕甚至判刑坐牢，但出狱之后，依然重操旧业。

诚然，电信、银行等监管的漏洞，以及人们防范能力的低下等因素，为各种电信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政府及相关机构强化监管职责，在机制上补缺堵漏无疑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无耻感的“诈骗观”，那么，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便会依然我行我素，而且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继续无孔不入防不胜防，成为越来越多受害者挥之不去的噩梦。

@凤凰评论沈彬：网上有段子说：“自从实名制之后，骗子掌握的信息更准确了”。的确，政府部门实施了网络实名制、手机实名制、住宿实名制等等，确实能够防范部分犯罪的潜在风险；但另外一方面，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却没有跟上。对外森严壁垒，对内却几乎不设防、没有隔水舱。只要你是“内部人”，就可以不经授权、随意检索公民的信息，叫一声“芝麻开门”，数以亿计的不特定人群的个人隐私信息，就这样“裸奔”在你面前。事实上，向“有关部门的内部人”查开房信息、跟踪手机，已经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

既然，这一次“徐玉玉之死”引发国家最高层面对于打击电信诈骗的关注，那么，就必须花大力“清理门户”，推进电信、银行、公安、医院、教育等系统内部公民信息保护的升级。

检索公民信息，只能是基于业务需要，必须做到“一事一授权”、全程留痕：谁查的公民信息？为什么要查？谁来授权的？处理结果如何？……像前述案例当中，商业银行的经理无缘无故地调取了央行1万份信用报告；一个派出所的保安队长查了4000多条公民信息，本就该在技术层面上禁止。之所以之前没有禁止，说到底，公权部门（准公权部门）没把保护公民信息当回事，“内部人” 趁机浑水摸鱼、大揩油水。

其次，电信运营商长期对电信诈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乃至为虎作伥，沆瀣一气，170/171号段成为诈骗专用号段。然而对于此事，几家作为央企的电信营运商，继续不理不睬，直到“徐玉玉之死”。徐玉玉不能白死，目前是中国推动打击电信诈骗的“时间窗口”，不要错过。相应的变革措施，不止于严厉打击“伪基站”，而是政府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全面升级、央企电信运营商与诈骗者的彻底切割。实名制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而不是为了让公民在“内部人”面前裸奔；对于电信商与诈骗者的“苟且”，中央必须清理门户。所以，打击电信诈骗，重拳必须对准体制内毒瘤。

华图解析：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而“诈骗之乡”的曝光与揭示，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即公共伦理的缺失。

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

要改变类似的“以骗不到钱为耻”思维，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