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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公务员面试热点:何时才能终结“以骗不到钱为耻”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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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徐玉玉案的告破,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高峰时期,每天从这里发出的诈骗短信多达数百万条。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9月1日《新京报》)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荆楚网胡建兵: “诈骗之乡”,“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这种现象的形成,当地政府放任其“做大”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了,毕竟当地政府,有严肃维护党纪国法执行的责任。放任其“坐大”,说轻点,说明当地政府存在严重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就是怂恿犯罪。

在欲望与金钱的驱使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如今已经吞噬中国一些农村。“诈骗之乡”的形成,表面上看是有人为了图利,缺乏法律观念和文化素质低等问题造成的。实际上,对于诈骗等犯罪活动,就算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也知道这是犯罪,也知道犯罪的后果。这些人之所以不以诈骗为耻,反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说明因为没有人来管,他们对这样的犯罪已麻木不仁,他们已张狂到了什么程度?

“诈骗之乡”的形成,有关部门肯定不是一点也不清楚,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要不出人命,对当地一些人的诈骗等犯罪行为能挡就挡,能从轻处罚就从轻处罚。再加上此类犯罪活动,涉及工商、公安、交通、银行、电信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一般都不会主动去查,反而是玩忽职守、放任自流,从而让那些诈骗分子胆量越来越大,犯罪的圈子也越来越大,“诈骗之乡”形成也就不奇怪了,“以诈骗不到钱为耻”也就很自然了。

虽然“诈骗之乡”的形成情况复杂、形式多样,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中,总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即使犯罪分子手法再新、再隐蔽、再狡猾,只要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多长一个心眼,就不难被识破。“诈骗之乡”发展到“以诈骗不到钱为耻”的程度,是政府部门监管整体缺位的耻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的耻辱,游戏政府的行政管理法规、愚弄政府各级行业管理机构、玷污和亵渎政府职能部门神圣的执法尊严。因此,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法律惩处的同时,也要对履职不到位的政府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追责。

@金羊网阅尽:多么可悲又可怕的“诈骗观”,不以恶为恶,不以耻为耻。这或许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唯其如此,像徐玉玉被骗案中几位嫌犯的家乡福建安溪等地,尽管警方几番整治,但“打掉一茬,又长一茬”;家乡查得紧,骗子便跑到异地作案。如此案几名同伙,便是以江西为“大本营”。由于价值观的沦陷,有的人不仅没被警方的打击警醒,反而从媒体报道的反诈骗新闻中汲取灵感,“灵机一动”,通过网络联系上电信诈骗“老板”,千方百计搭上贼船。

耻感,乃道德的最后一件衣裳。一个人或者群体,一旦耻感丧失,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何邪恶不敢为呢?近年来,针对一些电信诈骗“重灾区”,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专项整治和打击,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但在把诈骗当“谋略”的嫌犯看来,其行为根本算不得违法,充其量只是“政府不让干”而已,至于警方打击,他们自然也有应对之策。

家庭、家族的声誉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珍视的东西。坑蒙拐骗也是传统观念最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电信诈骗竟能在民风纯朴的乡村兴起并杜而不绝,这实在令人诧异。究其根源,显然正是没有耻感的“诈骗观”为其提供了精神支撑。笑贫不笑娼。赚到钱为唯一目的,只要赚到钱,全不问手段来源如何。有些人即使被捕甚至判刑坐牢,但出狱之后,依然重操旧业。

诚然,电信、银行等监管的漏洞,以及人们防范能力的低下等因素,为各种电信诈骗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政府及相关机构强化监管职责,在机制上补缺堵漏无疑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破除无耻感的“诈骗观”,那么,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便会依然我行我素,而且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继续无孔不入防不胜防,成为越来越多受害者挥之不去的噩梦。

@凤凰评论沈彬:网上有段子说:“自从实名制之后,骗子掌握的信息更准确了”。的确,政府部门实施了网络实名制、手机实名制、住宿实名制等等,确实能够防范部分犯罪的潜在风险;但另外一方面,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却没有跟上。对外森严壁垒,对内却几乎不设防、没有隔水舱。只要你是“内部人”,就可以不经授权、随意检索公民的信息,叫一声“芝麻开门”,数以亿计的不特定人群的个人隐私信息,就这样“裸奔”在你面前。事实上,向“有关部门的内部人”查开房信息、跟踪手机,已经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

既然,这一次“徐玉玉之死”引发国家最高层面对于打击电信诈骗的关注,那么,就必须花大力“清理门户”,推进电信、银行、公安、医院、教育等系统内部公民信息保护的升级。

检索公民信息,只能是基于业务需要,必须做到“一事一授权”、全程留痕:谁查的公民信息?为什么要查?谁来授权的?处理结果如何?……像前述案例当中,商业银行的经理无缘无故地调取了央行1万份信用报告;一个派出所的保安队长查了4000多条公民信息,本就该在技术层面上禁止。之所以之前没有禁止,说到底,公权部门(准公权部门)没把保护公民信息当回事,“内部人” 趁机浑水摸鱼、大揩油水。

其次,电信运营商长期对电信诈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乃至为虎作伥,沆瀣一气,170/171号段成为诈骗专用号段。然而对于此事,几家作为央企的电信营运商,继续不理不睬,直到“徐玉玉之死”。徐玉玉不能白死,目前是中国推动打击电信诈骗的“时间窗口”,不要错过。相应的变革措施,不止于严厉打击“伪基站”,而是政府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全面升级、央企电信运营商与诈骗者的彻底切割。实名制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而不是为了让公民在“内部人”面前裸奔;对于电信商与诈骗者的“苟且”,中央必须清理门户。所以,打击电信诈骗,重拳必须对准体制内毒瘤。

华图解析: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而“诈骗之乡”的曝光与揭示,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即公共伦理的缺失。

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

要改变类似的“以骗不到钱为耻”思维,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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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华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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