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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当地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谋略。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9月1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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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毛建国：不能说这种打击没用，但对于价值观的问题，仅仅打击，显然起不到充分的作用。如果说这种扭曲价值观的形成，只是发生在个人身上，那可能还有偶然性；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有着不小的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在基层治理能力上，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上，存在着一定问题。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体多元、内容繁杂、方式多样、直接面对民众、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等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基层治理十分重视，很多地方都把基层治理创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一个理想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不是不会出现价值观紊乱，而是出现之后，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介入、纠正，不会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状态。这也是公众想问的，在诈骗之乡形成的过程中，当地到底开展了怎样的努力？有没有像重视物质文明一样重视精神文明？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事实上，在精神文明建设这块，一些地方却落在了后面。究其根源，有的是不重视、不问事，有的是能力不够、方法不多。而且从整体上讲，在物质文明上不力，很多官员会蒙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在精神文明上不足，则显得相对无事。在现实中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官员因为精神文明建设不力而被问责进而影响升迁的。考核是导向，体现到基层治理上，不可避免会造成方向上的偏差，操作上的失误。

不必讳言，诈骗之乡戳中基层治理之痛。一个地方出现礼崩乐坏，很难说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看，都存在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基层组织，本来就承担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具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进取的信号。面对诈骗之乡的过去和现在，当地迫切需要通过基层治理创新，来打造精神文明高地，以使诈骗之乡的称谓不再延续到未来。因此，通过基层治理创新破解“以骗不到钱为耻”，这是当前最应该做的。

@中国甘肃网杨萃：从湖南双峰县PS合成不雅照片向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勒索金钱，到江西余干县“重金求子”被冠“诈骗村”帽子，从广西宾阳盗取QQ号冒充亲友行骗，到广东茂名电白区引发的“我是你领导”、“猜猜我是谁”的电信诈骗方式。无不凸显出诈骗方式多种多样，防不胜防，技术高超，早已从过去的以“黄金换黄铜”到新时代的“网络诈骗”。对于“骗子村”而言，诈骗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有组织、有规模、有程序的，警方侦破的诈骗案件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诈骗团伙内部分工明确，且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包括“枪手”（专门负责打电话诈骗的）、提供信息资料的、提供诈骗各种用具的、洗钱的、联络诈骗者和洗钱者的中间人，以及临时垫资人等等。怪不得网友吐槽“诈骗也是个高智商活”。

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是值得思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即使平时再努力打工也难以挣到的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上当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回来之后结合我们本地无所事事的一些青年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骗子之间还经常互相交流诈骗方式、经验，相互学习。

笔者认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诈骗从个人问题发展到团体作案甚至是整村蔚然成风，说到底是好吃懒做，不想凭借自身劳动只想“守株待兔”的懒惰思想在作祟，因此，以倡导劳动光荣、诈骗可耻来转变诈骗村的思想风气极为重要。同时上级政府部门深入调研，加大关注力度，派遣工作组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乡镇经济，组建集体产业，吸收当地闲置劳动力，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切断诈骗的经济根源。此外，加大对诈骗犯的惩处力度，不仅没收违法所得更应该加以刑罚，提高其违法成本，使其知错就改。

诈骗村的形成体现的是社会发展的诚信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诈骗风气蔓延社会信任又将何在？

@东方网王甄言：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一个地方被贴上“诈骗之乡”的丑陋标签，不是一天炼成的。浙江安溪县是有名的茶乡。但是，随着茶叶贬值，这里开始发生变化，走投无路的村民开始走上诈骗这条违法犯罪的道路。诈骗者少，又是违法行为，行诈骗之事就是一种耻辱，但是，当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干起了诈骗活动，慢慢地就公开化了，时间久了，人生观、价值观就颠倒过来了，能骗、会骗就成了“能耐”。正所谓环境影响人，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地方诈骗这么严重，执法部门去哪儿了？抽象而言，其实不是执法部门不努力，而是“以诈骗不到钱为耻”的土壤太肥沃，滋养着诈骗活动疯长。受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由于传统产业日渐式微，社会转型了，人的思想没有转变过来，没有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加之贫穷，受教育程度低，又缺少一技之长，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部分“被抛弃者”难免会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想“穷主意”，走上诈骗这条违法之路。

具象来说，乡村治理弱化是绕不开的话题。在多元价值和文化时代，缺乏统一的信仰，过去的传统受到冲击，金钱至上侵袭农村，乡土文化受到冲击，社会道德被拉低，公序良俗被荒废，乡土文明受到破坏，原有的乡村秩序被冲毁。与此同时，基层治理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取而代之，加之少数村干部成了雁过拔毛的“苍蝇”，部会村委会缺少凝聚力，不能号令村民。

进而言之，由于有的村落出现衰落、凋蔽现象，人心散了，而村级治理缺乏有效手段，于是在“空巢”农村，村级治理陷入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局面，加之农村法治教育缺失，年轻人又接触了“外面的世界”，进了染缸，根本不吃“老一辈”那一套。在一些农村，村级治理越来越式微，法治教育缺失，公益事业荒废，部分年轻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过早地走入社会，经不住诱惑，学会了坏脾气，难免游走在法律边缘。这是徐玉玉案之外应该受到重视的社会问题。

@荆楚网姜文来：尽管电信诈骗频繁发生，但我们对电信诈骗危害认识程度还不深刻，一般只将其看做是简单的电信诈骗案件来看，对其产生的社会负效应重视不足，导致打击电信诈骗社会源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产生的社会负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蚕食国家的形象。诈骗电话满天飞，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给人的印象中国到处都是骗子，国家的形象被电信诈骗的骗子们玷污，电信诈骗正在蚕食国家的形象，我们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最终要全民为骗子“买单”。二是吞噬诚信社会。市场经济完善的社会，是以诚信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诈骗电话正在疯狂地吞噬诚信社会基础，造成人与人信任的危机，最终谁都不相信谁，即便是父母子女或者朋友的电话，都打上一个问号，这样的社会人人没有安全感，怀疑迷漫的社会，为人们的幸福生活打了折扣。三是动摇社会稳定。电信诈骗成功意味着被诈骗的人苦难的开始，被骗之人受到经济损失的同时，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不仅严重地影响家庭的生活，影响孩子的教育，随之而来的自杀等不稳定风险增加，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社会后果严重。

电信诈骗危害如此严重，将之称为社会的“毒瘤”不为过，既然是“毒瘤”就要将之清楚，以免它继续危害健康的肌体。公安机关严打电信诈骗只是治标，是事后治理，对挽回被诈骗用户有一定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将电信诈骗拦截在未发生之时，从源头上进行治理，这样才能减少电信诈骗。陈伟才认为对电信诈骗运营商也应担负赔偿责任的发言尽管“火力很猛”，但他提出了电信运营商在电信诈骗中责任分担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应该重点考虑，让电信运营商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是广大电信用户的期盼。

电信诈骗越少，诚信社会越给力，社会将越和谐。清除电信诈骗“毒瘤”电信运营商应负起责任，银行等相关部门也责无旁贷！

华图解析：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而“诈骗之乡”的曝光与揭示，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即公共伦理的缺失。

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

要改变类似的“以骗不到钱为耻”思维，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