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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发生后，福建安溪过往的灰暗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在之前的媒体报道里，安溪被称为“诈骗之乡”。此次徐玉玉案，6名嫌犯便是在江西实施。何以安溪的电信诈骗屡禁不绝？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谋略。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他们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9月1日《新京报》）

空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农民日报张凤云：可以说，在“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的当地乡村，到处都晃动着教育缺失、文化凋敝、法治滞后，以及社会治理不足的影子。这也是“以诈骗不到钱为耻”得以滋生的最真实的小环境。显然，这已不仅仅是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更凸显了乡村社会治理、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终结“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的困局，最快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显然是加大打击力度，增加违法犯罪的成本。包括从源头上切断信息来源，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然而整村犯罪并非一朝一

夕养成，而是在长期法治缺位的环境下逐渐形成的。正是由于个别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获得了高额非法利益，才导致其他人的跟风和盲从，进而出现整村道德失守的结果。要想从根本上铲除其生存的土壤，还需基层治理者对乡村社会投以更多的关注，一旦发现传染源能够立刻采取行动，阻却村民之间相互模仿，防止乡村社会走向负面认同。

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如何修复乡村社会生态并将其引向良性循环才是更深层的命题。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包括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拓宽农村贫困人口正常致富的路径；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

@四川在线王军荣：一个“诈骗之乡”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由于贫穷，不愿意读书，村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打工挣不到钱，只好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当地精神文化贫瘠，对村民扭曲的价值观没有有效介入。特别是在失管的状态下，也就慢慢成为了“诈骗之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诈骗之乡”的存在，也是当地政府失责的证据。

诚然，对于“诈骗之乡”的村民来说，或许已经越来越认同于“以诈骗不到钱为耻”，但只要是人，就有是非观，虽然他们可能口头上不承认，在心里上必然承认诈骗是可耻的。更多的时候，走上诈骗之路也是被逼无奈的。

如何让一个“诈骗之乡”实现蜕变？首先是依法严厉打击。用法律的手段起到震慑作用；其次，需要精神文化进驻。法律虽然威力大，但只要诈骗之心不死，必然会另换“阵地”继续诈骗。用文化娱乐生活丰富村民的精神，从而纠正他们错误的价值观；再次，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能够以劳动来养活自己，能够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也会逐渐远离诈骗。

一个“诈骗之乡”让人痛心，但如果能够作好事先的防范，能够将诈骗扼杀于萌芽状态，不是等到形成一定的“诈骗规模”才来打击，这是最该采取的应对之道。对此，应该吸取教训。一个“诈骗之乡”蜕变为“状元之乡”也绝非不可能，关键还在于积极引导。

@长江网胡建兵： “诈骗之乡”，“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这种现象的形成，当地政府放任其“做大”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了，毕竟当地政府，有严肃维护党纪国法执行的责任。放任其“坐大”，说轻点，说明当地政府存在严重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就是怂恿犯罪。

在欲望与金钱的驱使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如今已经吞噬中国一些农村。“诈骗之乡”的形成，表面上看是有人为了图利，缺乏法律观念和文化素质低等问题造成的。实际上，对于诈骗等犯罪活动，就算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也知道这是犯罪，也知道犯罪的后果。这些人之所以不以诈骗为耻，反以“诈骗不到钱为耻”，说明因为没有人来管，他们对这样的犯罪已麻木不仁，他们已张狂到了什么程度？

“诈骗之乡”的形成，有关部门肯定不是一点也不清楚，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只要不出人命，对当地一些人的诈骗等犯罪行为能挡就挡，能从轻处罚就从轻处罚。再加上此类犯罪活动，涉及工商、公安、交通、银行、电信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一般都不会主动去查，反而是玩忽职守、放任自流，从而让那些诈骗分子胆量越来越大，犯罪的圈子也越来越大，“诈骗之乡”形成也就不奇怪了，“以诈骗不到钱为耻”也就很自然了。

虽然“诈骗之乡”的形成情况复杂、形式多样，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中，总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即使犯罪分子手法再新、再隐蔽、再狡猾，只要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多长一个心眼，就不难被识破。“诈骗之乡”发展到“以诈骗不到钱为耻”的程度，是政府部门监管整体缺位的耻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的耻辱，游戏政府的行政管理法规、愚弄政府各级行业管理机构、玷污和亵渎政府职能部门神圣的执法尊严。因此，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法律惩处的同时，也要对履职不到位的政府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追责。

华图解析：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而“诈骗之乡”的曝光与揭示，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即公共伦理的缺失。

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

要改变类似的“以骗不到钱为耻”思维，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