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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国考面试热点:“以骗不到钱为耻”折射价值观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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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当地政府对电信诈骗持续打击,一些安溪人转移至外地重操旧业。此次徐玉玉案,6名嫌犯便是在江西实施犯罪。安溪的电信诈骗何以屡禁不绝?多位受访人士认为,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问题。诈骗者对自身诈骗行为道德要求普遍较低,不以诈骗为耻,而“以诈骗不到钱为耻”。(据9月1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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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晨报张松超:事实上,不光是此次被起底的“诈骗之乡”福建安溪,梳理近些年来媒体对“诈骗之乡”的报道不难发现,这些地域内的诈骗者绝大多数都有着相似的特点,比如年龄低、经济条件差、文化程度不高等。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就一定会带来价值观的扭曲,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受教育程度低,确实很有可能会使人没有一个清晰的是非观,尤其是在经济条件窘迫的生活压力下,“以骗不到钱为耻”的扭曲价值观就更容易形成。再加上当地有诈骗的“传统”,就会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而且在这个染缸当中,大家都是如此,没有谁会嘲笑谁,长此以往,反倒是还会进行攀比。在此背景下,诈骗者会将“以骗不到钱为耻”奉为圭臬,想必也就不奇怪了。这意味着,要想纠偏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一方面,不管是寄托于教育还是宣传,都必须要对该地域内的群众进行教化,以帮助他们树立最基本的是非观;另一方面,亦需要加大对诈骗者的打击力度,严格执法,绝不对犯罪分子姑息纵容。

必须要强调的是,基于“诈骗之乡”所呈现的地域性特征,这些工作显然需要当地政府来完成,而且需要将其放置于社会治理的高度上,毕竟“诈骗之乡”也不是多光荣的称谓,对当地形象也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此语境下,不管是为了教化群众、严格执法,还是出于树立正面形象等考量,地方政府都是义不容辞的。

揆诸现实,为“诈骗之乡”摘帽,也并非没有先例。自2009年开始,湖南省双峰县就先后四次被公安部点名,并要求限期改变面貌。重压之下,当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到处张贴标语、下乡宣传、对犯罪分子顶格用典……多管齐下,使得这个“诈骗之乡”实现了艰难的蜕变。由此可见,要纠偏“以骗不到钱为耻”的价值观,并非不能也,多是不为也。

所以,要让当地群众认识到“诈骗可耻”,打击诈骗者的嚣张气焰,地方政府应该主动出击,千万不要等到被相关部门点名批评、被媒体曝光才来进行整治。对人们道德的培育,以及对法治的扞卫,都不能等,也等不起,徐玉玉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下一个受害者还会是谁呢?

@荆楚网张传超:以诈骗不到钱为耻,是严重扭曲的“致富”价值观。“诈骗在他们眼中,成了一种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出现一家人甚至一个村都在诈骗。”泉州市一位多年参与打击电信诈骗的警察说。很多从事诈骗的人员都认为“骗是一种谋略,相比去偷去抢,骗更轻,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仅仅是骗骗人而已”“我又没偷又没抢,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把钱给我的,我有什么罪?”从这些自白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法律常识的匮乏,而更深层次的是他们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即使诈骗被抓,也不会觉得很丢脸,真正让他们感觉丢脸的是“骗不到钱”,金钱成为唯一的信仰。

当诈骗呈现出区域化特征,诈骗被如此多的人奉为“致富经”,我们不得不深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福建安溪这个电信诈骗之乡,媒体还报道过河北丰宁县冒充黑社会诈骗、江西省余干县重金求子诈骗、湖南省双峰县PS照片诈骗……左一个“诈骗之乡”,右一个“假证之乡”,在媒体的报道下越来越多的地域性诈骗高发区被曝光。我们反观这些“诈骗之乡”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贫困,这些地区往往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就拿福建安溪来说,安溪境内山多地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贫困人口集中。徐玉玉案中的六名犯罪嫌疑人都出身贫寒、不爱学习、很早就外出打工。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被人民奉为真理的“勤劳致富观”在市场经济中变的不灵了。曾有过诈骗经历的陈俊初中一年级辍学后,进到了一家服装厂打工,每天重复一个动作至少一万次,“屁股被磨得生疼”,但几年的打工生涯并没有赚到钱,而看到一篇诈骗报道后就主动走上了诈骗之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造成城市和乡村的差距不断拉大。同时,阶层的固化使得下层民众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依靠勤劳致富实现“逆袭”正变得越来越难。走不出的经济困境,茫然无依的生存之路,注定会让一部分人动起“歪心思”,乃至不惜以身试法。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文化缺失、价值观扭曲只是诈骗的表征,“诈骗之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农村的落后。整治“诈骗之乡”,除了要加大打击力度,最重要的也是最终解决之道应该是要不断发展乡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让贫困人口有更多可以正常致富的途径。

@四川在线李忠卿:从这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这条灰色条产业链的来龙去脉,一家人乃至一个村之所以都从事这样的“职业”,说明这种诈骗手法极具欺骗性与煽动性,而且很容易得手,不然的话,早就没有人敢于染指这个“行业”了,毕竟如此诈骗明显具有“高危”性质,一旦被警方拿获,就会被处以诈骗罪,那可是要吃官司的。

从徐玉玉的遭遇来看,一个准大学生都上当受骗了,可见社会上有很多人不设防,天真地认为不会遇到坏人,一旦落入诈骗陷阱,往往无力自救,只能任人摆布,直至钱财尽失时方如梦初醒,然而悔之已晚,一个诈骗电话,让徐玉玉走上了绝路,这样的悲剧令人痛惜。

我就感到奇怪了,安溪作为电信诈骗的高发之地,为何一直生生不息?为何电信部门乃至公安机关无所作为?难道我们真的就无计可施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只要人防与技防多头并举,骗子的手法再高明也难敌好猎手。所谓的人防就是采取盯人战术,对重点人群展开侦查与布控,露头便打,而技防的招数更加可靠,只要所有移动电话都采取了实名制,骗子很容易暴露目标,真名实姓进行行骗,谅你也没有这样的胆量。

据悉,诈骗之乡有一句口头禅--以骗不到钱为耻,我以为世界上最可耻的就是这句话了,一个人如果荣辱不分,以不劳而获为生,以诈骗他人为荣,这样的人可能活得很滋润,但是下场同样也是可悲的,做人没有底线,没有良知,就没有未来,与其偷偷摸摸行骗,战战兢兢过日子,不如老老实实勤劳致富,再不收手警方就要出手了,别不信。

华图解析:近年来诈骗现象多发,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而“诈骗之乡”的曝光与揭示,也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即公共伦理的缺失。

诈骗从个人发展到整村,究其原因不外乎几点,第一,与辛苦工作相比诈骗来钱快,不受苦不受累就可以凭借敲诈、行骗等方式获取巨额资金;第二,行骗村大多都是本身经济实力落后,乡镇企业少,无法满足当地群众的劳动需求,再加地耕地比较少,大多数青年就出去打工,受到外地一些感染,在和本地无所事事的青年结成团伙进行电话诈骗;第三,思想品行差,“诈骗村”不以诈骗为耻,反以骗不到钱为耻,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反而让犯罪分子更肆无忌惮。

要改变类似的“以骗不到钱为耻”思维,改变其背后所存在的公共伦理丧失问题,除了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之外,还要从公共治理和社会建设的角度来剖析“诈骗之乡”的形成,找准问题所在,并通过社会共治手段保护、改善和拯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都是必须之举。这就需要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城乡社会公平;不断发展乡村经济;加强乡村社会的基础教育和法制宣传,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意识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避免乡村社会单纯地陷入“以金钱论英雄”的境地。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不良风气在村庄内部的循环和代际传递,杜绝诸如“以骗不到钱为耻”的道德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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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华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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