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福利国家福利模式的种种弊端,使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福利模式被世界许多国家选择和实施,我国也不例外。这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今天作客中国访谈进行了现场解读。

谈到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窦玉沛表示，概括的说，一是以居家为基础，二是以社区为依托，三是以机构为补充。

为什么以居家为基础？大家知道家庭养老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优良传统，家庭养老最具亲情。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就不用去福利机构购买床位，它有一系列的优势，同时家庭成员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也是我们法律的规定。老年权益保障法规定子女作为赡养人要对老人提供经济上的供养，精神上的慰藉、生活上的照料，同时要照顾老年人的其他需求。所以我们必须强调继续以家庭为基础。

二是以社区为依托，就是考虑到家庭功能养老的弱化，特别是空巢老人和单身老人，要依靠社区为家庭提供扶助，社区靠近老年人的身边，社区就有了一个地缘的优势。我们正在致力于在社区提供完善的养老服务，比如说上门服务、家政服务、日间照料、精神慰藉、紧急救助等服务。

三是以机构为补充，就是考虑到还有一些病患老人、高龄老人由于身体状况需要到机构中入住，由机构提供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还有一部分健康老人，有支付能力，他愿意到机构养老。我们要通过政府建和发动社会力量建的机制进一步扩大机构中的养老床位。通过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结合，来构建一个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针对有网友问现在不要小孩的人比较多，将来老了以后怎么办？窦玉沛说，现在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有些人不要小孩，即使有小孩的，现在的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叫“421”的家庭结构。就是四位老人一对夫妻加一个小孩这样一个倒金字塔，这样未来家庭养老的负担是非常大的。

第二种是有子女，但是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职业的转换迁徙的速度加快，很多子女出国留学、经商，在国内也是跨地区的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空巢家庭。空巢家庭虽然我们没有做过专门调查，但是保守的估计可能达到40%左右。对一些社区的抽样调查，有的空巢家庭达到了70%以上。

第三种情况就是网友讲到的，就是生育观念变化后没有子女。对现在没有子女的我们叫孤寡老人，其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义务赡养人的我们叫做三无老人。从建国以来对三无老人一直由政府供养，国家办的福利机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这些三无老人、三无残疾人和孤儿的基本生活，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面向未来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窦玉沛同时表示，如果从广义的福利来讲，我们的教育、卫生、住房，政府所提供的福利是巨大的。另外还有单位福利、工会方面提供的福利，这些福利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国家没有把它整合起来作为一个总体的制度安排。

他说，我们关注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是因为数量比较大，再一个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来讲，比如说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还是关系到全民的利益。现在的年轻人你有父母，将来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养老的问题，我觉得关注这个问题，涉及到改善民生，是关系全社会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

2、“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李学举话锋一转，欣慰地说，我国的社会救助网络已经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全国社会救助对象年均超过1.5亿人次。其中，城市低保对象2300多万人，农村低保对象4534万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570多万人，年均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130多万人次，每年救助受灾群众约8000万人次，城乡每年约1500万人次得到医疗救助。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和日臻完善，为人民群众编织了一张保障基本生活的“兜底网”。

我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切实保障，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说到关键处，李学举很动情：“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么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这是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把它解决了，百姓实现了梦想，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城市低保1994年在全国一些地方、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开始了。农村低保2007年之前也有很多地方开始实施。民政工作的发展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另外，解决群众基本生活，是和社会经济发展分不开的，这是个深层次问题。改革开放前，想解决，没有实力，解决不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综合实力增强了，所以党提出了执政为民，能有更多的钱拿出来，用于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当然，现在补助的标准还不高，困难群众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加之实施低保制度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比较薄弱的工作环节，但我相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的低保标准还将不断提高，实施这项制度的水平也会逐渐完善和提高。

现在，解决城乡低保所需要的资金，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财政要拿钱。目前是分级管理，中央财政每年预算出一部分钱，用于城乡低保，并且逐年提高，比如今年达到540亿；省地市县级财政也有预算用于城乡低保。从财政来讲，预算出城乡低保所需的资金，应该是雷打不动的，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救助水平的提高，低保各级投入是逐年增加的。

李学举说，他常跟民政系统的领导干部讲，我们在看到城市高楼林立时，一定要想到还有城市居民住在棚户区、农村居民住在茅草房；看到那种一掷千金的宴会，一定要想到很多困难群众还在为填饱肚子奔波；看到穿时尚服装的人群，一定要想到很多群众还是衣衫褴褛。   

3、天灾人祸发生时，民政工作在发挥什么作用？李学举部长说，这个职责主要从灾害的不同时期来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灾前，能够建立预防机制，比如台风预报；二是灾中，进行紧急援助，比如群众转移安置后的衣食住；三是灾后的恢复重建。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前，救济的方式，都是临时的措施；现在的救助已经建立了一种制度，比如对灾害，转移的群众每人补助多少，旱灾补助多少，恢复重建，包括遇难人员抚恤，都建立了制度，从项目上、从标准上都规范了，越来越清晰。比如，灾情来了，民政部从上到下都知道怎样启动响应，知道灾害出现了应该做什么，灾后该做什么。

去年南方发生多年未见的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发生大地震。李学举部长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跟总理第一时间到灾区去，我前后去了8次，在地震灾区待了50多天，心情始终非常压抑。我是几种情感交织，第一是非常心痛，第二是压力、内疚。使我真正受感动的，还是人间真情。不管是抢救伤病人员，还是各种社会捐助，还是军队跋山涉水。这次社会捐助捐赠的广泛性、数额都是以前没有的。”      

4、受国务院委托，民政部部长李学举22日下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李学举表示，由于事权划分及其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产生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支出责任缺乏合理界定，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各级政府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积极性，出现下级依赖上级、地方依赖中央的现象。

李学举说，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存在一些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一是发展不够平衡。五保供养制度历史悠久、相对规范，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等制度建立不久，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农民工社会保险等制度建设正在逐步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处于试点起步阶段。区域统筹不够，东、中、西部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农村社会福利服务设施严重匮乏。

二是制度建设滞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建设起步较晚等因素制约，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总体相对滞后，保障面较窄，保障水平偏低，一些政策措施刚性不强，资金难以得到有力保证，与实际需要有一定差距，部分地区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险筹资机制不健全，筹资成本和组织管理成本较高，影响了农民参保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三是法制化水平不高。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只有《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这一部专门法规，其余工作停留在政策层面，尚未上升到法律法规高度，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保证，致使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不高。

四是政策配套、信息共享不够。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衔接、政策配套不够，信息沟通和共享程度不高，协调协作需要进一步加大，整体推进合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五是基层管理薄弱。受诸多因素制约，农村基层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不健全、工作力量薄弱、设施条件简陋等问题比较突出。比如，全国平均每名县级新农合经办人员要负责3万名左右农民的参合经办工作，许多乡镇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负责多项社会保障工作的民政岗位仅配备1名助理员，有的还是兼职。由于管理水平较低，制度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在资格审核、资金发放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的问题。

六是事权划分及其财政支出责任不明确。对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支出责任缺乏合理界定，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各级政府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积极性，出现下级依赖上级、地方依赖中央的现象。

5、日前，河东区委书记张建星来到二号桥街道红旗巷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调研。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何福，区长助理卢卫东和区民政局、二号桥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在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张建星走进健身康复室、老年厨房、餐厅、网吧、阅览室等，亲切看望老人，与老人们促膝交谈，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听到老人在这里能享受到就餐、康复训练、医疗保健、文体娱乐等服务，日常生活有关照，过得舒心愉快时，张建星十分高兴。

张建星在听取区民政局有关负责同志关于中心建设、试运行情况的汇报后，对建立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服务社区老年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尊重老年人、关爱老年人、照顾老年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给予老年人生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让老年人能安享幸福的晚年。

张建星说，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生活，继续把老人们照顾好、服务好，让老人们幸福安乐，为建设和谐社区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强调，要加强市场化运作，在体量、设施、规划上突出高标准，使设施更好、环境更美、服务更优，争做全市一流的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在探索解决老年人吃饭、家政服务和医疗保健等方面要有所突破，总体考虑，做好中长期规划，切实把老年人的事做好做实。要认真落实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补贴政策，帮助困难老年人实现居家养老，为老年人提供就近、便捷的社区养老服务。

据了解，二号桥街道红旗巷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总面积1900平方米，是目前本市市内最大的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中心以社区服务设施和社区老年人协会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采取政府补贴和低偿收费相结合的形式经营。主要向社区老年人特别是“空巢老人”提供日托照料、就餐服务、康复训练、医疗保健、法律咨询、学习培训、文体娱乐、精神慰籍等服务，让行动方便的老年人走出家庭、融入社区，享受便捷的就近社区养老服务。该服务中心重点配备的“老年食堂”项目，具有完善的餐饮设施及操作坊间，可供40位老年人同时用餐。

6、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太快，从而飞速经过了这个原来西方社会可以建立起一个中产阶级的时间段。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根据我国老龄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l世纪中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则会达到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速度是全球最快的，而且这种人口老化趋势也超过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我国社会的人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综合国力不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进入老龄化的。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老龄化是截然相反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之下才出现。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着区域失衡的特点。我国各地区老龄化程度自西向东呈阶梯上升，地区间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8%，其中上海达就到11.46%。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区仍是典型的年轻型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老龄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口问题，同时它也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 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高潮，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7、90岁的太婆应该是在家里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是90岁的李婆婆还不得不去摆摊，不仅要养活自己，还得养72岁的瘫痪女儿。昨日，记者来到武昌紫荆村，探访了这对老年母女。

今年90岁的李婆婆是黄冈人，72岁的女儿一直未嫁。16年前，李婆婆带着女儿来到武昌紫荆村以摆摊为生。李婆婆说，那时年轻，进点货还卖得动。因为是农村人，既没有养老金，又没有退休金，所以李婆婆不得不靠摆摊养活自己和72岁瘫痪在床的女儿。

每天下午6点，李婆婆会准时来到胭脂路用一块蛇皮布铺在地上，然后摆上剪刀、指甲剪、电池等小五金。记者发现，这一带只有李婆婆一人在摆摊。

粮道街城管执法中队队长周树荣告诉记者，李婆婆太可怜了，我们不忍心去管。李婆婆说，城管不但没有管她，队长还“暗中”帮她，时不时还给点钱给她。

8、养老金一个月有多少钱？对于海南省文昌市东阁镇侠夫乡玉山村农民余亚英来说，每个月能领到的养老金是———3元。

24日，有网友贴出了余亚英的每月3元的养老金凭证。发帖者称之为“中国最牛养老金”，网上一片大哗，很多网友不敢相信、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3元的养老金。

记者采访证实，3元养老金是真的，但并非最牛，实际上很多地方的参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都只能每月领到几块钱。

“月标准3元。”当“哥余”昨天在天涯论坛上晒出海南农户余亚英的《领取养老金通知书》时，网民们最多想到的词汇是“神奇”。

一个月3元有点雷？

虽然网民觉得难以想象，但今年4月15日发给余亚英的这张通知书上白纸黑字清楚地写着:“您于98年7月在我局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按规定从2007年9月起开始领取养老金，月标准￥3.0元。”落款是文昌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局，加上红色的公章。

不要误以为是工作人员抄写错误，因为同时被“哥余”晒出来的，还有养老金发放记录的凭证，其中的月领取标准数一栏中，是中文大写的“叁元正”。

帖子的标题是《这应该算是中国最牛的养老金了吧》，24日发出当天就上了天涯社区首页，并被广泛转载。

“三元钱就是一张福利彩票加一包盐的价值”，网民“大哥大用户”回帖说。除了这种调侃式的评论，更多的回帖流露的是不解，“一个月3块！太雷人了！”“3元钱还不够(存折)本的工本制作费吧”。

也有网民给出了可能性的解释。网民“车同轨”表示，看是1998年交的养老金，那很可能只交了100块钱的所谓的农村养老保险，“100块钱，每年有36块钱的回报，已经很不错了。”

 

3元的养老金也不是谁都能有

余亚英的丈夫昨天在电话中向本报记者证实了通知单的真实性。

尽管只有3元钱，但这种待遇也是“奢侈”的。据余亚英丈夫的介绍，在他们文昌市东阁镇侠夫乡玉山村，曾担任生产队长的妻子余亚英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领取这份养老金的农民。

网友“车同轨”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余亚英丈夫介绍，妻子确实是几年前交了100元，换来了如今每个月3元的待遇。

文昌市社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佐证了这一可能性。这位对于“月标准3元”同样感到吃惊的工作人员在听记者介绍完通知的全部内容之后，随即想到“她是一次性交100元那种吧”。不过，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并非由社保局管理，该工作人员也无法提供详细的解释。

今年两会期间，《海南日报》一篇报道《海南省:今年争取出台新农保制度》中进一步证实确有每月领几元钱的情况，报道称海南省领取这项养老金的总人数约为一两万人，月人均可以领到20多元，“有些领取人每月甚至只领到几元钱。”

1/4参保农民只能领到几毛钱

余亚英的3元/月的养老金确实算不得“中国最牛”，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的“老农保”中十分普遍，有的只能领到几毛钱。

新华网今年7月16日一篇题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农民还有多远？》的报道中称，“黑龙江省领取农村社会养老金的4万余人中，每个月只能领到几毛钱养老金的占到1/4，半数农民也只能领到五六元钱，起不到保障作用。”

而新华网今年4月份在重庆地区的一份调查曾提到，由于不够来回车费，很多农村老人甚至不去领“老农保”的几块钱。

一些地方对老农保采取了退保措施。

浙江网民“熟悉的陌生人”就是接到通知要她退保，“上世纪90年代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是一次性缴100元的那种，那时候说到60岁的时候可以一个月领多少钱的，结果现在说是要退保，一次性领140多元”。

“95年的100元到现在只值140元？”她在千岛湖论坛发帖质疑说。

据称，这个退保方案在当地很快停掉了。但客观的结果是，“熟悉的陌生人”却只能静静地等待，“当初还说得那么好，虽然钱也不多，一家四口就是400元，但那个年代农村里能拿出400元很不容易啊！”

新农保国家投钱

几乎所有类似的个案都提到了“90年代”、“一次性缴纳100元”，也就是说，都指向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老农保”。

对于余亚英的遭遇，新华网的那篇报道称之为“老农保保障水平低”的现象，并给予了制度上的解释，“原因之一是这项保险制度设计问题，其基金的筹集以农民投保为主，集体补贴为辅，养老金靠存银行本金利息增值发放。政策扶持力度弱，财政补贴未能体现社会公平。”

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也承认了这一点。在今年8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胡晓义在提及新旧农保的不同时介绍说，“过去的老农保主要都是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的模式。而新农保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是三个筹资渠道。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地方进行补助，这个补助又是直接补贴到农民的头上。”

他所提及的新农保，已被正式写入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在一个星期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试点工作”。

按照试点的草案，国家补贴的基础养老金就有55元。海南省推荐了4个地市作为国家新农保试点，其中就有余亚英所在的文昌市，“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将待遇提高到月人均300元左右。”海南省人劳厅负责人乐观地表示。

据悉，今年8月，我国将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内覆盖10%左右的县（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正抓紧制定有关规程，将在年内出台。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力争实现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3.9亿人的目标。

 

8、在东莞打工的四川达州人黄继田的女儿黄明燕，因肺结核在东莞大朗医院不治身亡，由于没钱支付医院的医药费，医院不准其将尸体火化，连见一面女儿尸体都要求交160元抬尸费。

这则新闻让人看了感觉特别悲凉。医院以尸体为筹码要家属交钱，父母因无钱而被迫丢弃女儿的尸体，人的最后一点尊严在这里荡然无存，死者已矣，生者却感觉到比死者更加无助。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道德沦丧？也许可以这么认为，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结于道德问题，无疑是思想上的偷懒。因为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也无助于问题的讨论和解决。道德问题并不是轻易就能够解决的，更何况仓廪实而知礼节，道德是有赖于物质基础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死者是中产阶层城市白领的女儿，何至于这两三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如果他们能够毫不困难地拿出这笔钱，医院当然不至于难为他们，整个过程将会很和谐，死者也会保持最后的尊严。

那么只有有钱人才有尊严，穷人就没有尊严了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富人有富人的尊严，穷人也有穷人的尊严。这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让最底层的人也能够获得应有的产品和服务。

以医疗体制为例，只有医院、医生的数量充分发展，各种档次的医院充分展开竞争，人们才会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人们生了病就只能伸着脖子让占据着垄断地位的大医院狠宰。假如政府放开医疗市场的准入，就会有各种层次的医院出现，有专门为富人治病的贵族医院，有针对普通市民的平价医院，也会大量出现为穷人治病的小医院、诊所，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需求，选择到不同档次的医院就医。如果这样，黄继田夫妇也不至于别无选择只能把女儿送到大医院去挨宰。

“看病贵看病难”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的特征。根本原因还在于由于政府的行业准入限制导致医疗服务供应严重不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大量的民营医院竞争，那些国营大医院还敢收160元的“抬尸费”吗？

那么如果黄继田夫妇根本没钱，连把女儿送到小诊所的钱都付不起，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就与慈善事业有关了。对绝对贫穷的人群的救助，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西方，都包括民间的慈善事业和政府福利这两种途径。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民间的慈善事业，包括慈善组织、民间互助会、教会、寺院、家族宗社，乃至于个人，中国古代社会的乡绅多以“大善人”的名声为荣，在荒灾之年，这些乡绅多有开粥场施粥的传统。

慈善的供应不足，和其他商品的供应不足一样，是政府管制的结果。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慈善之心，近来媒体报道的温州、义乌等地出现的施粥摊，就证明了中国人民的慈善传统在民间延续不绝，而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民间的捐款总额就达到了数百亿元，其规模之大更是空前。可见，中国的民间慈善力量需要的只是土壤和空间。

 

而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多由政府垄断，民间要成立慈善机构接纳捐款、提供慈善救助，难度相当大，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管制。义乌的施粥摊的关张多少就与此有关。这些民间慈善组织其实本身就是市场体制的一部分，而且是“挽救”市场的弱肉强食名声的那个温暖的部分。只要放开这个市场，相信中国人传统的扶危济困的慈善之心将会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上述穷人得病无钱医治的情况将会大大减少。

 

9、榜样与大众的关系。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是慈善事业的发展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慈善事业也需要有较稳定的财政来源，而公众则需要有榜样作为参照，树立典型与大众参与是慈善事业的两根支柱，富人阶层中应当有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士。如美国大众传媒巨头泰德·特纳在1997年9月18日宣布未来10年将向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捐款10亿美元，用于救助饥饿儿童与难民、扫除地雷及开展全球气候研究，这一慈善之举在全世界赢得一片赞誉；而微软老板比尔·盖茨为公益事业迄今已捐献二百多亿美元，他还公开承诺，他的财富中的90%以上将用于慈善公益事业，等等，这些捐献者成为美国企业家与富翁阶层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榜样；在香港地区，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等均是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捐献者，李嘉诚曾一次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献1.15亿港元。但在内地的富豪中如此热心慈善或公益事业者尚不多见，一般群众热心捐献的事例倒是不少。因此，内地应当有热心慈善公益事业的榜样，这不仅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富阶层重塑群体形象的需要。慈善机构在重视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同时，尤其应当寻求与富人合作，善于发现榜样，榜样的确立将带动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慈善事业，这对于改善慈善事业的财政状况，树立富人阶层的新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将有利无害。高度重视群众参与和努力寻找并树立典型作为参照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中不能失之偏颇。

 

10、创信市场调查公司最近对哈尔滨奢侈品消费进行一次调查,在被调查的100名奢侈品消费者中有六成人购买奢侈品是为了炫富。

奢侈品频繁光顾冰城，是什么样的消费者在购买？他们购买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近日，创信调查公司对此进行了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公司老板、富二代、白领、垄断行业的管理人员、教师、政府官员，同时也包括月薪不高的普通职员。

红苹是典型的富二代，这几天，她已经购买了两件LV，总价约有5万元。她购买的理由很简单，贵的就是好的，至于这个品牌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大，她不知。她说她就想过上高人一等的生活，穿戴上LV，回头率高，这就证明她的心愿实现了。在被调查的消费者中有红苹消费心态的人高居榜首，占到30%；

李先生是哈尔滨市一家公司老板，他购买奢侈品的理由是别人都穿，他不穿没面子。李先生说，朋友一聚会，先问开什么车来的，再上下打量穿的什么牌子服装、什么牌子的鞋。有一次他随意穿了一套衣服去约会，被朋友嘲笑了一番，从此后，他经常光顾奢侈品店购买服装，“LOGO”越大越醒目的，他越喜欢，这样他才觉得有面子。有如此心态的也大有人在，占20%以上；

市民林小姐在市区一民企做会计，每月工资加奖金算一起，总收入也就3000多元，但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品追求者。

一个LV的包包要花掉她四五个月的工资奖金，但每次看到自己中意的款式上市，她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尽管钱包内信用卡被刷爆了，家里奢侈品已堆得老高，但她依然背着“负婆”的称号，穿梭在各大名品店内。尽管每当收到信用卡账单时，都会紧张、焦虑，而一想到要遏制自己的消费欲望，焦虑情绪更成倍增长。

调查显示，为了让自己早日加入名品消费族，提升自己的档次，像林小姐这样的病态消费者越来越多，占比近10%；专家指出，其实这样的消费者是一种另类的炫富心态。

冲动型购买奢侈品的人也不少，大约占10%。小王喜欢逛街，每次偶遇奢侈品店，她都喜欢进去逛一逛，店内精致的设计，舒适的购物环境及导购温文尔雅的服务都会让她产生一种购物的冲动。

对自己下手狠一点，偶尔奢侈一把也不过分。小高虽然是社会的“夹心层”，但特有逛奢侈品店的瘾，小高可是奢侈品消费者群中的文化人，市面上见到的奢侈品，他都能说出个来龙去脉，Versace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名人们喜欢哪些奢侈品，小高如数家珍。小高虽然研究奢侈品，但很理性，只是赶上打折或遇到特别喜欢的，才出手大方。调查表明，“小高们”为数不多，不到总人数的5%。

在被调查者中大约有10%的人，虽不是从头到脚都是奢侈品，但对奢侈品的驾驭能力相当高，可以说是奢侈得表里如一，这部分人一般收益稳定、有知性。

其余被调查的奢侈品消费者是为了馈赠父母、亲朋等，因为送奢侈品显得有文化、有档次。

针对此次调查，相关专家分析指出，经济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现象。日本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中国位居第二。为什么奢侈品消费大国均在东方，寻起根来，相同的东方文化背景决定了相同的消费观念。东方钱文化里有这种观念：只有富起来就敢消费，只要有卖的就有买的，比富斗富的意识比较浓厚。

 

11、近些年来，为解决“两孤”（孤老、孤儿）生活困难问题，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加强“两院”（福利院、敬老院）建设，保障“两孤”的基本生活权益。

据介绍，吉林省从2002年开始将城市社区建设的思路延伸到农村，积极开展农村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并由点到面向全省推开。目前，全省已改造、改建、新建668所社会福利中心，实现了全省全覆盖；广西首创了“五保村”的建设管理新模式，即在大的自然村或村委会驻地兴建五保户集中供养点，对分散供养的五保户实行就地就近就村集中供养，离家不离村，把集中供养与五保老人的居家习惯、乡土情怀结合起来，改善了五保户的生活质量；河北省廊坊市在农村敬老院建设方面，实行科学规划、多元投入，2006年投资1．52亿元，新建和改扩建敬老院43所，促进了农村五保供养水平的全面提高……

吉林省民政厅厅长朱克民表示，农村社会福利中心的建设，有效保障了孤儿孤老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目前农村社会福利中心已经逐渐成为农村基层民政工作的重要平台，完善了农村民政工作的运行机制。在开展扶贫济困活动方面，各福利中心与农村低保工作有效衔接，并经常组织志愿者深入村屯，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生产上的支持。据统计，目前吉林全省已有8600多户各类贫困家庭得到了帮助。

 “孤老孤儿是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保障的对象。”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说，“实施民政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要把基础服务设施建设，特别是‘两孤两院’建设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首要选择。”

回答问题：

一、用不超过200字的篇幅，概括材料的主要内容。要求：全面具体，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二、经济发展是造成当前社会问题和福利需求的重要原因，请根据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对策。要求：不超过500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对策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三、根据资料内容和存在的矛盾，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1000字以上的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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