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健康是人体的一种状态，体现为强健的体魄、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自1914年起执教清华大学，长期担任学校体育部主任，在校工作了52年。他倡导“体育是激发爱国热情和养成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的体育思想，提出著名的“运动迁移规律”，指出运动场上得来的各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可体现在人生的诸多领域中。在清华，他严把锻炼关，一到锻炼时间，他就说服那些躲起来读书的学生一起出来锻炼，并随时加以指导；他还经常深入到厂矿、机关、学校等宣传、指导各种体育活动。他不仅践行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也教导、激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用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为祖国努力工作。
某厂机修车间高级锻工、技术标兵杨××，因长期带病工作、致使肝病恶化住进了医院一事受到违纪处分。他所在车间的负责人也受到严厉批评。“该不该带病坚持工作”引起了该厂员工的热议。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表现，是以工作和事业为重的好员工，应大张旗鼓地表扬和宣传。另一种观点：带病坚持工作注意力很难集中，行动变得迟缓，工作质量大打折扣，极易造成安全事故；还容易将小病拖成大病，给自己、家庭及企业带来损害，绝不应提倡！
8．当前，我国实行国民体质监测制度，由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公民体质监测，旨在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状况，提供科学健身的原则和方法。目前，该项工作应以一套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来组织、管理、运作、协调，以提高管理效率，仍是需要不断探索解决的问题。
2006年我国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国民体质存在四个主要特征和变化趋势：国民体质总体水平比2000年略有提高：成年男性肥胖率较高并比2000年有所增长；20～69岁所有年龄段的乡村人群体质水平比同年龄段的城镇人群要差；国民体质水平呈“东高西低”状态。其中，青少年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视力不良检查率也居高不下，城市的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比例明显增加，部分农村青少年营养状况亟待改善。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不容乐观，2007年全国有3.4亿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仅为28.2％（含在校学生），这一数据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达70％多；在各年龄段人口中，20岁～29岁、30岁～39岁年龄段的人“经常锻炼”者分别为6.2％和6.1％；60岁～69岁“经常锻炼”的人最多，为11.7％，其余年龄段均在8％以上。我国居民具备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基本技能等健康素养的人口比例分别是14.97％、6.93％和20.39％，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按照这个总体水平估计，在人群中，每100个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具备健康素养。
9．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对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使用、服务、管理和保护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范，但其中对于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只有倡导性规定。针对我国学校体育设施占全国体育场地的65.6％、对外开放率仅为29.2％的状况，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开始在全国开展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此外，《体育法》还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对社会体育活动进行指导”。目前，全国具有技术等级称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达43万余人，有近2万名健身指导、从事救助的从业人员活跃在经营性健身场馆中，为人民群众提供规范的健身指导、救助服务。但是，健身指导人员尚未覆盖到人们参与健身的所有项目，一些在体育健身场所中从业的指导人员或者没有任何资质，或者缺乏从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指导的专业技术素养。这不但不利于健身者进行科学锻炼，反而有害健康，甚至造成人身伤害。
目前，体育健身场所等体育经营活动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体育主管部门负责事后监督管理。但是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时只按照相应规定进行常规审查，并不考虑不同体育项目在专业性、技术性、危险性等方面的要求和差异。不少体育场所从成立开始就存在明显的服务瑕疵甚至安全隐患。在体育主管部门的后续监管方面，一是法律法规对其相关的管理权限没有明晰的界定，二是其难以了解体育场所的有关信息，开展日常监管工作。如国家已颁布了游泳、攀岩、滑雪等14个项目体育场所的技术标准，而体育主管部门难以掌握工商部门的登记及标准化行政部门的技术标准实施管理的诸多信息，自然难以对体育经营活动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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