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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有些党员干部中存在这样的现象:交通发达了,离群众却远了;通讯方便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传统却丢了;生活条件好了,对群众的感情却淡了。而在建立和谐社会中,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情系百姓,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关注弱势群体,为民解难。他深刻认识到,是人民的公务员,心里就必须装着群众;是共产党人,就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高尚品质。22年来,张云泉同志先后义务帮扶过几十户特困家庭和贫困学生;为近百名群众求过医,买过药;先后从自己的工资中挤出近4万元捐给困难的群众,真实地体现了一个党员情系群众、润物无声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6.为一块宅基地,崔良娟从风韵少妇一直告到白发苍苍,32年的漫漫上访路上,如果不是遇到梁雨润,崔良娟那被强占的宅基地是否能够物归原主?为了给冤死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畅春英,一个活人伴着两具装尸的棺材,苦熬13年,如果不是遇到梁雨润,畅春英的冤情是否能够得以昭雪?感动中国人物、原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现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的梁雨润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梁雨润说:“一件小事情,你批了,我批;我批了,他批这种没完没了的批示其实是在文件上打‘太极拳’.是一种变相的‘拖’。当‘拖’不再是个人行为的时候,这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将意味着什么?老百姓的一件事情对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两件事情对一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可长此以往,当小事积累到成千上万时,就会导致不稳定,就会损害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甚至可能引起群众对我党指导思想和执政能力的怀疑。所以,在我看来,作为干部,不解决问题就是一种犯罪;老百姓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只为自己的生计,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那块宅基地操心。你认为是小事,在老百姓那里却是天大的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办好了,老百姓就会说政府好,共产党好;办砸了,老百姓不只骂具体办事的某一个人,他还要骂当官的、骂政府、骂共产党。所以说,老百姓的小事不能小看,老百姓的‘小题’必须‘大作’。”

    7.牛玉儒同志忠诚实践党的宗旨,永葆公仆本色,为我们树立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光辉榜样。他参加革命建设工作30多年来,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解民忧,以其亲民、爱民、为民的公仆形象,赢得了当地各民族干部的衷心爱戴。他在包头任市长期间,建议开通了市长信箱和热线电话。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一方百姓?牛玉儒常就这个问题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他说政府要积极探索一条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途径,了解人民群众所想、所愿、所需。他认真关心老百姓能否喝上自来水、困难户春节能否看上电视这样的小问题,甚至红绿灯、草坪、下水道井盖、铺路的瓷砖、盲道中的电线杆……他都要亲自查看亲自过问,因为这些牵涉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他深信“群众利益无小事”。可是在我们当中的许多党员干部,却借口“抓大放小”,追求轰轰烈烈的所谓大事而对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却熟视无睹,导致做不好小事,甚至搞砸了大事,大事便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失去了成功的可能,甚至会伤及民心,引发各种矛盾纠纷。

    8.进入新世纪,郑培民“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而以“人民的利益高于天”为座右铭的牛玉儒,又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榜样。在这些先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事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共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现实中,也确有少数像胡长青、王怀忠等人,他们手中拿着人民给予的权利,却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为了满足自己如壑私欲,视党性原则、法律、规章、人民利益于不顾,肆意贪赃枉法、行贿受贿、骄奢淫逸、见利忘义,最终走上了背离党和人民的不归路。他们已经突破了党员干部的基本道德底线了,甚至连自己是谁,应该做什么,都忘的差不多了。

    9.对不尽职的领导干部就该严厉问责。南宁市青秀区区委书记、区长因为辖区内环境脏乱差状况得不到有效整治,目前被调离工作岗位;分管城乡清洁工作的常务副区长刘代青被免职;此外,南宁市政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市环卫处等部门的主要或分管领导分别被诫勉谈话,或被通报批评。因为清洁卫生抓不好,对如此之多的领导干部问责,南宁市这一“硬招”值得赞赏。

    10.全国政协委员陈祥福抨击中国内地某县级市政府大楼仿照天安门广场格局进行建造。这位六十岁的知名建筑学家指出,民众对此十分不满。他在一次小城镇建设视察中发现某县级市政府大楼,占地达380亩,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耗资5亿多元人民币。该大楼仿照天安门广场格局进行建造,广场两侧各有一个钢结构建筑,楼前建有金水桥样式的平桥,廊柱仿人民大会堂并用汉白玉装饰,楼顶却是仿美国白宫式的球面屋顶。据了解,此类事例在中国内地具有一定代表性。“一个贫困县政府花7000万造一个办公楼;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县,年财政收入只有1个亿,当地检察院花1000万盖一个办公楼;7个人的村委会花400万盖一个楼;还有贫困县盖‘天安门’等等”。全国人大代表冯培恩举这些例子的时候,不时发出无奈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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