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正安县是仡佬族聚居县份，全县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烤烟，由于多高寒山地，粮食产量一直处在全省的下游，农民常常是吃了上半年，下半年就依靠玉米糊糊、土豆、红薯等度日。靠天吃饭这里最真实的写照。农民孩子的生活、学费都寄托于天，收成好就能开开心心的上学堂，收成不好则只能远远地望看，不敢奢求温饱以外的学堂生活。
全县共19个乡镇，152个行政村，(包括社区、居委会)，59万人口，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一个－产薄弱、二产贫弱、三产低弱、财政脆弱、城镇化极弱的新时期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教育设施简陋，教师资源相当贫乏，很多地方的学生还靠租用的民房来上课，一些校舍还是危房，严重威胁在校学生和老师的安全。
他们之中，很多贫苦的孩子没有遮盖衣物、没有能写出字的笔、没有可写字的白纸，他们用的还是一个城里孩子想都不会想的铅笔头，写字用的是粗糙的草纸，而城里孩子眼中普通的文具盒、卡通笔、修正液、白纸，对于他们来说更是睡梦中都不曾梦到的稀罕玩意。
只要一点点，真的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为他们买一支笔、一个本子、一块橡皮、一把尺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孩子们本来都是无辜而平等地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后天的不幸却让他们承受着不平等。为了这些孩子，我们迫切地希望来自全社会的援助，让他们可以上学，可以用上简单的文具，这对城里的孩子不是什么奢望，但是对农村的孩子真是最大的愿望。
9．著名田径教练孙海平昨天和艾冬梅在录制节目中相遇，对于退役运动员的生活问题，孙海平提出一个建议，建立运动员互助基金。由现役收入较高的运动员捐款成立基金会，以救助退役之后生活困难的运动员。
“退役后生活困难的运动员还有很多，艰苦的不只有艾冬梅。我觉得对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让目前成绩优秀、收人不错的现役运动员——比如刘翔——捐款设立基金会，以帮助那些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生活艰苦的退役运动员。”孙海平说。昨天和艾冬梅见面后邹春兰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我希望体育行业中那些有钱的运动员，能帮助更多有困难的运动员。”邹春兰认为，体育人帮体育人，大家始终是一家，艾冬梅在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属的奥运之星保障项目组执行人黄迪的通话中发出感慨：“我早就想过，社会上是否能有一个专门帮助运动员的组织，那样的活，不光是我，更多的贫困运动员，就可以得到救助了。”
10．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维护着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权利，是社会保障制度要实现的最低目标。人人都有提出社会救助申请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救助被很多人误解了，认为只要其提出申请，其要求就能得到满足。
社会救助资金是国家的专项资金。正因为是国家的钱，所以人们都千方百计想占点便宜，各种困难申请报告被送到办事员的手上，困难理由也是多种多样：有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有残疾人无收入来源的，有家人生病致贫、无劳动能力、患有各种疾病的，等等。只要他们提出申请，办事人员再向村级民政联络员了解了解情况，如果“情况属实”就下发救助金。一些内行的人就从中看出了门道，变着花样来申请困难救助，都想分享社会救助这块“唐僧肉”。认为国家的钱不拿白不拿，个人私欲占了上风，什么集体主义抛到一边吧!
须知，国家的救助金是用来救急的，是保障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的，是使救助群众免于饥饿免于死亡的。因此，如何使国家的救助资金真正落到实处，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11．为救身患重病的母亲，安徽科技学院2002级学生袁雪华全家负债6万元，而此前她和弟弟两人的学费已让全家欠债3万元。向刘医院开具的30多张催款单和“不交款，就停药”的警告，袁霍华怀揣民政部门的特困证明多方求助未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找到媒体表示：“只要谁预付我2万元的工资给我母亲付医药费，我愿意从事任何职业。”袁雪华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来，类似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这类事件，让我们在为年轻本该专心学业的大学生们做出这样无奈的选择?
“救母事件”暴露了我国现行医疗救助体制的窘境。袁母身患胆管癌，6月份已有症状，9月份才入院治疗，6次入院共花费6万余元，每天的治疗费用约2000元。而医院规定一天的医疗费不交齐就停止治疗，袁母就曾中途被迫出院一次，病情恶化后才继续治疗。
“救母事件”说明了当前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水平较低，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一些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救助经费增长更是微乎其微。有的在实施救助时过分强调“最低生活水平”，实际上只是起到道义上象征性的支持作用，并不能帮助救助对象摆脱贫困。社会救助项目也较单一，大多是保障贫困居民最低生活需求的救助。现在，因病返贫、因教返贫的个人和家庭不在少数，相应的医疗和教育救助项目却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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