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家就说，我吸纳了多少多少劳动力，似乎这就是尽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是还有没有别的社会责任？比如参与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责任。分配有三个层次：一次分配是对国家纳税，对职工发工资；二次分配是政府收了税以后，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事业，包括救助：三次分配是民间捐赠。我国在捐赠上比从前有很大发展，在2008年初夏的抗震救灾中，各地、各界踊跃捐款，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检阅，也是开展社会责任教育的大课堂。但是，如果拿以前的情况横向比一比，可以看出，我们第三次分配的格局尚未形成。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的第三次分配总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一5％，而在我国现在只占到0．1％，而这0．1％中的80％还是来源于海外。这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企业家是“为富‘少捐…或“为富‘不捐”’了。这怎么能说明中国企业家已经充分尽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呢？不仅是第三次分配，就连第一次分配，中国的企业家也做得很不像样子。中国10％的富人的收入占全体国民收入的比重比美国等国高得多。美国10％的富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80％，我国10％的富人的所得税远远不到80％。有人保守地估计，2004年．我国税收流失额至少为4500亿元，税收流失率在15％左右。因此，组织、协调、管理好分配的三个层次，也是作为民主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8．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为其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人民给政府授权，政府给官员授权，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政府则通过官员对人民负责。所以，问责制度的全部正当性是基于“权为民所授”。
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其所做的一切，即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代。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深层的理性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问责制的启动，成为中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在非典肆虐时期，包括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各级政府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战胜非典危机之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政府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
温家宝总理在履新之日就已宣示，本届政府将从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依法行政和民主监督三方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以罕见的篇幅阐述政府改革，其中对“监督”和“责任”的强调尤为突出。温家宝在报告中重申，“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并且明确指出，政府工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针对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温家宝又明确提出“四不放过”的事故处置原则，即“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这无疑是中央政府要厉行责任追究的强烈信号。同时也表明，“问责制政府”的理念正在中国的政治和政府管理改革中积极推行。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加快了建立问责制度的步伐。去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公布的官员引咎辞职的规定引起了广泛关注。今年以来，武汉市根据年初省人大提出的实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已查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案件96起，处分党员干部83人，其中38人受到党纪处理，70人受到政纪处理，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湖南省长沙市、安徽省淮南市以及深圳特区等地也开始实施行政问责；而一些尚未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地区官员也从中受到警示。目前，国家监察部正在拟订一个对违法违纪者给予政纪党纪处分的量级法规。
在学术界和社团组织中，建立问责制政府的呼声更是日益高涨。
继国务院批准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后，北京市和吉林省也分别批准在密云县迎春灯会特大伤亡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中分别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
实行引咎辞职制度，是推行依法行政、建立责任政府的需要。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领导干部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发生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事故，身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干部，当然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
马富才、张文、刚占标的引咎辞职表明，身为领导干部，决不是为了做官，而要切实承担为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他们有责任为人民群众做事。也有责任承担发生特大事故的处罚。那种出了恶性事故无人负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