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个人信息 刑法的步伐应当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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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民法总则草案增加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利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提供、公开或者出售个人信息。这传递了中国将继续强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信号。

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披露的信息，增加上述条款的背景是：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门、法学教学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提出，一段时间以来，非法获取、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泛滥，社会危害严重，建议进一步强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庙堂与草野能有如此共识，要“归功”于近年来屡成社会议题的电信诈骗事件，尤其

是今年山东“徐玉玉案”的发生。这宗个案在舆论场上迅速被推动成为公共事件，电信诈骗的源头——个人信息保护的失范也因此被提上立法日程。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并不是新话题。早在11年前，周汉华教授就曾提交过《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该建议稿将个人的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医药档案、职业情况等任何可以确定特定个人的信息都列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并规定了侵害他人信息将会承担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11年过去，被很多人望穿秋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仍未正式进入立法进程。个中原因，或许并不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必要性，而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步骤选择和模式选择。

事实上，中国也并不是没有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内容。在现行法中，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文超过了200条。但这些规定相对分散，不成体系，甚至有的相互之间还存在冲突。

统一立法有必要，分散立法是现实。也因为近年来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的个案多为刑事案件，在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上，刑法的步伐应当说更快一些。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两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对此进行了修改，确立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我们知道，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最后手段性。对个人信息保护而言，更多的保护

理当发生在民事和行政领域。只有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无法调整的严重违法行为，刑法才应介入和干预。

回过头看现行民事法律中，找不到个人信息保护的明确规定，与此相关的“隐私权”保护，也并不能涵盖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比如，不具有秘密性的个人信息如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可能不是隐私，但同样有民事保护的必要。若能在《民法总则》中写入“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相当于明确宣告个人信息权不但是一项自然权利，更是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由此开启的民事保护之门，必将在刑法之前让更多饱受个人信息泄露之苦的公民受益。

原标题：保护个人信息就是保护基本权利

本报特约评论员颢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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