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奇迹第二季，艰难但非不可能

　　我们仍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市场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规模得以快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依靠投资的拉动，同时发扬民企的作用，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再加上有稳定的国际市场。今天可能在相当方面我们能够复制过去增长的模式，比如西部开发，但在发达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我们的模式可能就要发生改变。

　　在机制体制改革基础上，我们要围绕结构调整进行转型升级。要想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就必须有高质量的企业，这必须在淘汰落后企业基础上才能够形成。

　　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市场。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的政治方面，应该服务于塑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到2020年再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在国际上应采取什么政策，以及如何去做。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一定要注意当前国际形势中美国的动向。美国已经不再提贸易的全球自由化，美国会在世界掀起贸易平等的概念，前几天奥巴马的讲话中也重新提到关于贸易的问题。而上海自贸区的核心恰恰应该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权力平等、规则平等和机会平等。因此，一定要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来看上海自贸区。因为美国再也不愿意推动WTO下的多哈回合谈判，所以要搞TTP、TTIP。上海自贸区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推动双边贸易额的迅速发展，值得关注。

　　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前段时间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一句话：20世纪最大的两件事就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镇化。那么，中国的城镇化怎么搞？我认为仍然要发挥改革的力量，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有新思想、新思路。一方面是要把城市的空间和就业留给年轻人，在城市周围搞一些更大的建筑，包括养老院、医院、学校等。另一方面，要发展城市集群，三中全会提到，除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外，还要建三到四个城市群。这就好比蛋黄和蛋白的关系，中心城市是个蛋黄，中心城市周围的一些是蛋白，过去我们的中心城市没有把自身的服务效应、溢出效应给周边，做蛋黄的市长不愿意给外面，做蛋白的市长也不愿意甘当蛋白，要当蛋黄。这点一定要改变。

　　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跟中国相关的环境与发展趋势，有几点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在哪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

　　第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态势，正在以当前的金融危机为标志发生变化。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要搞全球再工业化，要把资本吸收回归到国内，甚至在经济学上提出再全球化，重新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全球经济规则的平台已经从多边主义、多边机制转向双边机制。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新兴经济体跟发达国家能够保持同步，就是发达国家繁荣，新兴经济体也能繁荣，而现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出现一种跷跷板的效应，也就是他们好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糟糕的时候。这些变化给中国打造第二季经济奇迹提出一系列全新挑战。

　　新一轮创业高潮即将到来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随着三中全会改革措施的落实，会出现新一轮创业浪潮。审批权下放，精简审批权，允许民间资本办银行等金融机构，会给民企创业提供更多机会，创办企业会变得更加容易。新一轮创业高潮应该是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另外，中国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的迅速上涨，也使得许多出口加工业在中国失去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口加工业的行业优势不再，但中小服务业企业不受这种环境影响，这可以某种程度上支撑中国下一步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有能力鼓励企业走出去。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比使用外汇购买债券的收益要高得多，我们在非洲直接投资的年收益率都在20%左右，跟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一样高。在欧洲的投资虽然没有这么高的直接回报率，但却大大弥补了技术差距。

　　宫内雄史(东京大学北京事务所所长)：中国人口的结构正在经历从解放后到现在的第三次高峰。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 50后能上大学的只有0.5%，很多人小学、中学都没有上过;第二次是60年代，60后能上大学的只有2.5%，不过很多人毕业于小学、中学，因此这个群体为中国的外资引进、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优质的体力劳动者;第三次就是80后、90后，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大大提高，能够产生大量知识劳动力。

　　今年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达45万，在海外的留学生大约120万，占全世界留学生总数的20%多。其中80后、90后的海外留学生估计达到800万左右，而80后之前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人合起来只有40万。这些国际人才如果能够在将来全球发展的各战线、各地区发挥力量的话，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反过来又带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王衍行(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的经济未来将遇到哪些问题呢？我认为突出的有这么几个：

　　第一是地方债问题。目前地方债的偿债主体并没有拿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偿债方案，这对社会诚信有影响，也是深水区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是影子银行问题。很多中小银行靠影子银行的空转维持生存。银行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我们回避不了的是银行重大的风险问题。

　　第三是未来增长的活力在哪儿。在投资方面，如果继续按照粗放的模式投资，社会要素配置肯定会出现更大的麻烦;在出口方面，现在我们人力成本较低的优势没有了;在拉动内需方面，中国的消费者逐渐变得谨慎了。

　　第四，红利由谁来分配。此外，我们巨额的外汇储备能不能变成一种投资。目前我们是美国债券第一大持有国，我们能不能像“大股东”一样有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组织最优秀的投资力量渗透到世界，那么如何定义中国经济的大和强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经济发展进入服务革命期

　　曹和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是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在这种增长模式下，我国的增长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但几乎已经达到世界规模的极限。保守地说，我们去年生产了全世界35%左右的物质产品，但GDP仅占世界规模的10%，要出现增长奇迹的第二季，必须解决物质产品份额巨大和价值实现份额过小的大分流现象。这是个结构问题。未来十年，如果没有5到6个新技术主导意义下的产业群，带动中国增长，则实现第二季增长奇迹的可能性很小。但结构调整不是简单的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必须在产业、市场和金融结构三结合的调整意义上下工夫。

　　周世俭(清华大学教授)：金融危机暴露出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缺陷，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一要推进人民币与外币互换，此举是突破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提升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第二，要积极推进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第三，要积极推进人民币与硬通货的直接兑换。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已经和25个国家的货币直接兑换。第四，人民币要争取在2020年底之前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最后，2011年世界银行发表全球经济报告称，目前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在2025年之前的某个时候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围绕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多种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最迟到2025年人民币将实现国际化。

　　袁岳(零点咨询公司总裁)：启动内需的关键是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制造业产能不能及时传递到服务对象，其实本质是服务业。在人均GDP进入5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史将进入服务革命年，日本是1976年，美国是1969年。进入这个点之后会产生12年或15年的经济溶解，整个经济会出现服务化的倾向。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服务革命期。

　　在服务业的发展中，不需要财政补贴，不需要成立引导基金，不需要搞园区，也不需要给特殊配额。实际上现代服务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低税，鼓励人们在这个领域中间发展。如果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如果以传统产业为核心刺激资本市场，怎么可能产生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呢？▲(本文整理自环球时报2014年会“中国改革劲，亚太变数多”第四议题“如何再创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的发言讨论，该议题由何亮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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