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改革方法论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解读五花八门。其实，如果不了解改革的来路，就没有衡量这次会议的坐标。所以，有必要认识一下中国式改革方法论。

　　从1978年算起，改革35年，其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充满了走走停停，左闪右晃，声东击西。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被赋予了越来越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它实际上也当得起这个评价，但回到改革现场，就会发现，其实也不是说那个会议一开就灵，从此就走向了康庄大道。具体到一些方面，它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要保守一些。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农村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实“左”的色彩很浓厚，工作条例提出恢复责任制，但明确禁止“不许分田单干”，“不准包产到户”。

　　但是实践有自己的逻辑，只要开了“责任制”的大门，现实运作中必然导向事实上的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所以，上述两个维护人民公社体制的文件，却成为了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创立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发端。

　　农村要活，先要土地活。但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无法突破，怎么办？中国式改革智慧又发挥了作用——将土地产权分解成所有权、使用权。所有权归集体，但是使用权却给了农民，农村改革才走通了。

　　十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中共在寒风中枯立。中国国内掀起关于“姓资姓社”的第二次改革论争。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说，有人说我们要收了，要向左转了。请上海的同志考虑，做点什么事情，证明我们没有收，没有向左转。于是有了浦东的开放。

　　回顾改革故事，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并非单线前进，而更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面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在政治权力上不放松，一面在经济上走向市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元可能是这个模式的最大特征。吴敬琏先生说，中国过去的改革实行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一方面放权于市场，让市场逐渐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仍然很大。其实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对内与对外是二元，政左与经右是二元……

　　针对毛泽东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个硬化了的馒头啃不动的时候，掰开两半，化整为零，方好入口。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高超之处或许正在于“一分为二”。从此，在旧体制下产生出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增量中国，以至于今天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又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两者间的互动、博弈左右着中国的未来。

　　但是二元并非终极目标，二元意味着分裂，分裂久了不管对人对国都不是什么好事。当前许多矛盾因这二元而起：异地高考的冲突、广东增城事件、浙江织里事件都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子冲突。

　　更糟糕的后果是造成权贵资本主义，从早期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到刘志军、刘铁男这样的巨蠹，是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负面产品。其余的特权横行、社会不公、道德滑坡等当前的社会病症也无不与此二元制有关。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市场壮大，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故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应当是消除不恰当的二元安排，过渡到新的一元，使城乡同权，使官民平等，使内外一致，使政经融合。由二而一，是新阶段民众的诉求，也是改革者勇气和智慧的试金石。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一些方面正体现出这样的迹象。比如第一次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大报道仍是“基础性作用”），并具体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是对当下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呼吁的一种回应，或对破解城乡二元体制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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