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一扶时政热点：为什么公共领域女性普遍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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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概述】

　　去农村搞社会调查，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问村里女性一些村里公务的问题，大部分都会腼腆地说：我男人不在，我不知道。同样在城市，和中产阶层的夫妻聊天也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问及工作上的事，妻子会说，去问他(丈夫)吧。然而很多时候，“腼腆”和“问他吧”并不意味着她们真的不知道，但似乎可以表明她们认为她们应该不知道。很多有关性别平等的社会工作，都在试图鼓励妇女多表达自己的心声。但岂不知道，这项工作难度有多大。女性为何普遍失语?“被沉默的群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南方都市报评论】

　　1975年，英国著名的男性社会人类学家Edwin Ardener在提出了一个理论：被沉默的群体(muted group)。该理论指出，“沉默”这一现象是多统治结构的产物，是不同的统治恶化被统治群体之间相互关系;因此，理解沉默先要理解这些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统治阶层对话语的规范及筛选需要服务于处于同一阶层的强化权利的需要，也就是说在互动中需要形成一套与之相吻合的话语体系，重要的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群体也能自愿使用这样的话语体系。然而，这样的话语体系常常带有排斥性，与统治需要无关或相抵触的话语都会被排除在外。这时，那些处于被统治地位且有可能拥有不同的话语系统的群体，就会“被”集体性消声，或者叫做“结构性失语”。

　　换言之，“结构性失语”并不是统治阶层明文规定不允许这些群体发声，而是其指定的话语体系本身自带的结构性限制。在这一限制下，“被沉默”的群体如果希望表达自己，只能使用统治阶层的通用语言及表达方式。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所认知的幸福(比如消费)和痛苦(比如劳动)便是由资本家视角的话语勾勒而成的。

　　Ardener认为这样的群体有很多，关于吉普赛人、小孩及罪犯的纪录都能反映这一现象。而在父权社会，女性也是这样一类群体。父权社会以父权视角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对应的有利于父权的统治性话语体系，并限制或屏蔽了与此不相容的表达方式，比如母权话语。但男性和女性作为群体而言常存在着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基于此话语体系下的不同生活体验，这些不同往往难以通过单一的话语体系实现互通。因此，女性群体性失语的根源并不是她们没有观点，也不是她们腼腆，亦不是群体性述说能力低下，而是处在父权社会的结构性话语体系下，她们的世界观和真实的感受或进入一种难以言表的尴尬境地，或牵强附会地套用父权话语去加以描述。于是，女性的话语权便在父权社会的话语体系下被消解了，进而造成了女性话语“表征”的失败。

　　社会人类学是深入了解社会的科学。民族志与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工具。(一本民族志的生成就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和调查最终到文本创作和书写的过程，其生成的过程也是最能够体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关系的。)我们往往觉得其他学科都不能这样深入研究社会，所以对于人类学有点“迷信”，诸不知，这里恰恰是我们认知性别的一个“误区”。男性话语模式的遮蔽性效应同样反映在民族志的书写上。

　　Ardener认为，长期以来，一方面，多数的田野信息人是男性;另一方面，进行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学者要么是男性，要么是被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学科话语体系训练而成的女性，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以男性视角表达的学术观点成了通用语，便于所有民族志学者的理解，因而这导致了更便于理解的男性话语体系的田野信息被更多地记录和书写。

　　现行中文里的男性话语是什么样的呢?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我们在田野工作时听见女性诉说的“我不懂的，他才懂!”，或是“我不知道这些大事，我只知道家里那点小事!”这样的话语里隐含的“自认无知”和对“事”的等级区分便是引用了父权话语的表达。在父权结构里，一来，各种话语会暗示公领域高于私领域;二来，公领域有男性隐喻，私领域有女性隐喻。话语性屏蔽指的就是“公私”及“男女”这双重界定同时出现同向倾斜，即，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屏蔽和挤压与对性别原型的服从同时出现。这时，女性的性别角色与私领域的低下状态产生共振，从而使父权话语里对相关事物的价值判断显得理所当然，从而结构性的屏蔽了女性对公领域事务认知的本原叙述。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但恰恰是这个涉及到文化的学科也在合法化 “被沉默”的性别失衡的逻辑。精英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学者作为“科学的代言人”这一身份掩盖了很多理论或对理论的解读的“伪真理”性。而这些“伪理论”再继而成为了社会大众的认知基础，从而导致了不断的误会。

　　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赖以为继的一个基础性结构，也是人类社会诸多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且这个结构是跨越各阶层的。如果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工作不触及类似话语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就会在一个隐蔽的层面上复制并延续。如果我们希望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超越一般性的性别的认知，着力于发掘导致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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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wang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