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考时政热点：法庭翻译带领战犯参观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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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国考时政热点：法庭翻译带领战犯参观新中国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里,94岁的韩贵堂老先生虽然有些耳背,但行动自如。他坐在家中床上字正腔圆、兴致勃勃地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起曾经岁月里的难忘故事——旁听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1956年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在军事法庭1963年对日本战犯宣判时任职翻译,并带领刑满释放的日本战犯参观了新中国。

　　韩贵堂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送走战犯前说的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买一支圆珠笔吧,回去送给你的儿子,让他好好学习,千万别再像父辈那样重蹈覆辙!”

　　参加军事法庭旁听

　　1956年6月9日至19日、7月1日至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分别对日军师团长藤田茂等8名将校级战犯以及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武部六藏等担任伪满洲国高级职务的28名战犯进行了审判,36人最终分别被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年我怀着极为愤怒的心情参加了审判日本战犯的旁听,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军事法庭旁听。当时的中央政法干校教务处处长徐平、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校长王敏求被聘为军事法庭辩护律师。”当时担任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副书记、组织教育科科长的韩贵堂告诉记者,那时他的工作很忙,但也挤出时间到法庭,要亲眼看一看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景,亲眼看一看战犯在人民面前低头认罪的狼狈样。

　　据韩贵堂讲述,第一天开庭后,首先由检察官宣读了长篇的起诉书,然后进行法庭调查。在法庭审判藤田茂时,有一位老妪出庭作证,她痛哭流涕地指证藤田茂将她的全家老小残忍杀害,只剩下她孤独一人。她悲痛欲绝,几次要扑向藤田茂拼命,被法警制止。

　　“当时法庭内只听见痛哭声,我的心情极为悲愤,虽然一再控制自己,但是同情的泪水还是顺着两颊流下来,直到抽泣起来。若不是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我会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枪毙日本战犯’!”韩贵堂动情地说。

　　在审判期间,韩贵堂旁听了大部分的庭审。他向记者描述,在铁证如山面前,所有受审战犯没有一个否认自己的罪行或在法庭上要求减免刑罚。相反地,韩贵堂看到的多是痛哭流涕、低下脑袋或下跪认罪、请罪的场面。

　　“法庭上的审判长、审判员、检察官、证人、律师和被告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极力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韩贵堂回忆说,他坐在旁听席上,也看到了受审战犯的认罪态度和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种种罪行的思想变化,深深感到新中国对改造战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韩贵堂说:“我作为法律工作者,能有机会参加军事法庭旁听,是一次难得的法律专业的学习机会。对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改造战犯一系列政策和指示,加深了理解。”

　　韩贵堂说,中国人民政府能够把“魔鬼”改造成新人,在国际上反响很大,受到了普遍赞扬。

　　“我后来听说一些没有被起诉和陆续被释放的战犯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演讲、著作、证言等多种形式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韩贵堂欣慰地说。

　　被聘军事法庭翻译

　　1963年8月中旬的一天,韩贵堂接到了辽宁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的电话,说有事要和他商量。到了辽宁省公安厅后,政治部主任对韩贵堂说,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准备在抚顺宣判日本战犯,要聘请他为法庭翻译。

　　“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又感到难以胜任,但一再推辞不成,最后接受了任务。”韩贵堂回忆说。

　　第二天,韩贵堂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报到,军事法庭设在了一个学校的礼堂,法庭领导向他介绍了开庭的程序安排。

　　韩贵堂说:“当时没有借到合体的军装,只得在法庭上宣布我是社会上聘请的翻译。开庭前,我在一名记者的帮助下,把军事法庭宣判书译成了日文,我们全体法庭工作人员在礼堂检查了布置情况,并作了一次开庭预演。”

　　在开庭这天早上8点半,韩贵堂随着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到法庭就席,唯独韩贵堂一人穿便服。法庭上坐满了旁听者,由北京赶来的多家媒体的记者也都等待着开庭。

　　9点整,有狱警押着一名日本战犯走进法庭,这名战犯低着头,站在审判台前,一些使用录像机和照相机的记者开始忙碌起来。

　　审判长宣布开庭,开始对被告人的身份进行核实。

　　审判长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上坂胜。”

　　问:“多大年纪?”

　　答:“73岁。”

　　问:“公历哪年生的?”

　　这个又矮又瘦还有点驼背的上坂胜,不明白什么是公历,经过韩贵堂的解释后,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公历是哪年生的,我只记得是明治年生的……”

　　问:“你被俘时,是什么军衔?担任什么职务?”

　　答:“少将旅团长。”

　　问:“服刑几年了?”

　　答:“已服刑了18年。”

　　随后,当审判长指出上坂胜的一些罪行事实时,他的腰低成九十度,一一承认,并一再表示认罪,对不起中国人民。

　　“我在这一段翻译中难度挺大,因为讲的有许多战役名词术语和地名、人名、残杀手段等。我还一人担负着中译日、日译中的两方面翻译任务,在思想上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时间,特别是审判长、被告人的长言,翻译难度更大。”韩贵堂告诉记者,他之前从来没有在众多人面前讲过日本话,更没有参加过像军事法庭这样的庄严场面,不过在任务面前,他没有一丝怯意。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审判长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宣判书,宣布上坂胜刑满释放,韩贵堂接着用日文宣读了宣判书。

　　“当我宣布对上坂胜刑满释放时,他立即低头哭了起来。”韩贵堂说。

　　宣判后,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将上坂胜带到法庭后屋,给他换上了一套新装,从内外衣到鞋、袜子全换了新的,还赠送了一条毛毯,给了50元人民币作为路上零用。

　　勿让后代重蹈覆辙

　　韩贵堂出色地完成了那次军事法庭的翻译任务后,紧接着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带领上坂胜参观新中国。

　　1963年8月,日本战犯上坂胜刚刚刑满释放,韩贵堂便以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身份见到了上坂胜,他对上坂胜自我介绍说:“我叫韩松林(化名),是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领你去我国几个大城市参观。”

　　对于参观的时间、地点、线路的安排,征求了上坂胜的意见,他对于能有机会参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大城市的建设和风光,一再表示感谢。

　　在20天的参观活动中,他们一行3人去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参观,上坂胜看到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韩贵堂说:“在参观过程中,我们有意安排参观了战迹和军事展览馆等,进一步使上坂胜认罪、悔罪,同时进行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教育,教育他回国后积极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和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

　　在路上,上坂胜向韩贵堂表示,他曾在华北定县指挥作战,有一次乡村老百姓都藏在地道里,他的部下往地下放毒瓦斯,毒死了很多老百姓,太残酷了,感到很懊悔。

　　在陪同上坂胜参观的过程中,韩贵堂还曾遇到过险境。

　　1963年8月22日下午,韩贵堂带着上坂胜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时馆内人很多,在二楼参观抗日战争馆时,上坂胜参观到抗日烈士遗物时,低头若有所思,脱帽深鞠躬低头谢罪,好半天静立不动。

　　正在这时,有几个年轻人发现了他,快步靠近他并大声叫喊起来:“这是个日本鬼子!”

　　“这可把我吓坏了,生怕出事儿,赶紧拉上上坂胜就跑下楼,没有参观完就驱车回宾馆了。”韩贵堂绘声绘色地说。

　　1963年9月9日,韩贵堂带领上坂胜抵达在中国的最后一站——深圳。

　　在深圳时,中国政府给上坂胜的50元人民币还剩30元,因为必须得全部花掉,上坂胜一路上买了不少中国的手工艺品,他在中国买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一支笔。

　　“买一支圆珠笔吧,回去送给你的儿子,让他好好学习,千万别再像父辈那样重蹈覆辙!”韩贵堂至今清晰地记着他对上坂胜说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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