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大国晋升文明大国才会圆中国梦—— 评许纪霖《中国，何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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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就已发现，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

　　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中就说过，严复当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以富强为中心的“浮士德精神”。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指的是按照现代工具理性的原则，使市场和国家机器更合理、更有效率，让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轴心——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普遍的社会运作方式。这种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价值，只是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反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都属这种类型。第二种目标则是更重要的特定的价值目标和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含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知名学者许纪霖的新著《中国，何以文明》，正是呼应史华慈的第二种目标。他将李泽厚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历史主线，重置为富强与文明的思想境界，主张“整全性的自由主义”，作为统合政治、文化、社会、国际、个人、信仰（宗教）的超级普世价值，以此（新理论或新主义）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涉及当代中国人心灵危机的精神生活，近现代百年的思想纠结（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内在的矛盾等），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领导权的争夺（观点的左中右派），理性与信仰、意识形态与普世价值等极具现实意义的内容。

　　许纪霖之所以要强调将富强与文明并置，是因为当今中国“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不成比例。“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则有另外的指标，比如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等等。

　　中国目前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学汉语的国外学生也越来越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仍还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已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211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100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期刊的发表量。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了刺目的对比。

　　另一方面，当前国内不少人陷于普遍的价值失落与认同迷失之中。文明的霸权在于其宗教和哲学所提供的价值魅力，在于是否有一批全球知名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近年来各种拔苗助长的“大师工程”反过来也正印证了中国今天缺乏思想与学术大师的窘迫。不提世界影响，哪怕可与民国时代众多大师比肩的人物，也是寥若晨星。中国曾是世界轴心文明大国，近世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明被整体性解构，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肌体，各种思想传统犹如在空中随处飘荡的孤魂，无法形成有系统的文明整体。中国的民族主义迄今一直缺乏内在的、有深度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内涵。而族群紧张、地方认同与阶层冲突，又削弱了文明得以存在的共同体基础。虽然物质生活不断富裕，但精神灵魂的相对虚空，伦理实用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泛滥，在共同绞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对作者的这一叩问，现在仍然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就曾直言：“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经济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

　　许纪霖认为，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话语权。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也建立在基于文化优势的权力体系上。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那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拥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已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在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固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他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英国在19世纪称霸全球，除了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力，最重要的是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称霸世界时，情况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伴随着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输往世界每个角落。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那么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许纪霖认为，中国当然不会做笨拙的追随者，而应在普世文明的规范内走自己的道路。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如何实现文明崛起，实现中国梦，最大分歧还在于两大路向的争论：是用当今全球公认的价值改造中国文化，还是用中国文化重构全球通行的价值？后一种思潮，有越来越大的拥趸，比如汤一介、杜维明等，但他们却要面对新儒家的困境：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的文明，如何被国际社会理解、认同及接受？

　　不管手段如何，中国文明的重建之路，都需要思想内在的“创造性重构”。没有思想的反思与重建，国家及国民就不会有健康的文化，何来文明？富裕是勤奋加机遇就可以实现的；文明及文明的崛起，却没法在富裕之上自然生成。

　　有一点仅供讨论，许纪霖说文明的对立面是对富强的偏执，笔者却认为文明的对立面应该是文化本身，即斯宾格勒所谓的文明的自我解体。因为文化不仅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更是日常生活、人伦日用。文明与文化，是国家大事，体现在每个人的身边小事上。比如“恶恶而不能去”的地沟油、病死鸡鸭，不是指责餐馆老板黑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比如十多年来我国房价一直上涨，背后的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偏心贷款，是巨大的贪腐、寻租构建的财富掠夺体系。再比如雾霾、炫富、海天盛筵、带路党、急躁戾气，都不是仅仅靠普世价值就能化解的。(吴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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