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礼不算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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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前夕，中央纪委先后集中曝光了几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门开设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栏目，引起广泛关注。

　　“五一”是一个重要节点，“四风”问题可能会有所抬头，并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人情往来也是抓节点中的重要部分。梳理近年来披露的一些腐败案件，就会发现，很多案件被告人均有“收受他人礼金、红包”之类的陈述。从这些案件发展脉络来看，不少贪官就是在人情往来中，一步步坠入了犯罪的深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4月18日在部委企业高校深化整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深化整改工作，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

　　人情往来是一种旧习惯，但如果让习惯成自然，人情过了线，让潜规则成了规则，就会把准则抛到脑后。反四风和八项规定，就是要从节点抓起、从细节抓起，刹住惯性，改变习惯，以治标带动治本。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在人情往来中坚守廉洁红线。

　　人情蜕变：是思想逐渐放松的过程

　　很多贪官在落马后直言，自己是被“人情”击倒的。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深刻分析了“人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分析当下的官僚主义、公权私用甚至腐败等现象，从中都可以发现“人情”的影子。

　　“对于收受‘朋友’的所谓‘礼金’而坠入犯罪深渊的众多案例，作为旁观者自然不难明辨，作为当事人事后也不难‘洞若观火’，而作为身处其中的当局者，要在特定情境中作出正确选择，确非易事。”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袁柏顺表示。

　　因受贿罪于2013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副厅级)在忏悔时表示:“给我送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利用节假日‘人情往来’，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李森林供述，他刚到南阳担任组织部部长时还很谨慎，对于“人情往来”一般都会拒绝，拒绝不了的就上交。但后来就控制不住了，开始有选择地收。“从小额的‘人情往来’，到大额的‘事后感谢’，再到后来有些‘事前相托’也敢收了。”据调查，2003年11月至2009年2月，他在担任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利用管理干部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孙某、郑某等人贿送的财物共计近700万元。

　　“回想我的过程，多么像温水煮青蛙啊!我就是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跳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李森林在忏悔书里说。

　　“每个人都知道‘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但对于‘温水煮青蛙’理论就未必感悟得那么深刻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郝建臻表示，从开始时收取土特产到收取烟酒器物，再到直接收取金钱甚至美色;从开始时的提心吊胆，到后来的心安理得、麻木不仁，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逐渐放松和蜕变的过程。

　　廉政周刊QQ网友一语评: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检察院刘景亮:礼尚往来虽好，但不能忘记“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否则最后只能彼此“礼”崩被害。

　　黑龙江省大庆市检察院何其伟:历数职务犯罪之人，哪一个不存在着规避和侥幸的心理，哪一个不是行为上谨小慎微，思想上却存在侥幸?不把牢思想的总开关，一切都会变得无度!

　　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李欢:人情往来时，应淡而不薄，远而不疏，平淡似水，和而不同——用“路径窄时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这一句才能表达清楚。

　　人情尺度：正常往来还是变相贿赂

　　有人认为“小吃小喝不算过，小拿小要没什么”，还有人标榜自己“大吃不大喝，收礼不受贿”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过失不以为然。新中国第一大案中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由收受一条“哈德门”香烟开始，一步一步陷入腐败泥潭的。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也有其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有正常的社会交往，这其中就免不了有‘礼尚往来’。”袁柏顺说。

　　郝建臻表示:“身为领导干部应该小心，特别是当他人以‘正常的友情交往’为借口向你做利益输送的时候，要保持高度警惕。”

　　说易行难。特别是当一个人面对足够大的诱惑和权力行使的“空间”的时候，这种人性自我膨胀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

　　2008年11月12日，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受贿1589万余元被一审判处死缓。一个月之后，他在写给纪检监察机关的忏悔书中如此沉痛地忏悔:“对于红包、礼金之类，从一开始不予拒绝，早晚就会突破防线。防线一旦突破，剩下的必然只有贪婪的后果。”

　　事实上，这名“规划巨贪”第一次收取的红包只是50元钱，但第一次被突破后，他胆子就大了，进而发展到对受贿习以为常。

　　梁晓琦并非个例。从以往贪官的落马轨迹来看，多数与收“红包”问题相生相伴。近年来，类似收“红包”的边缘性腐败，已呈现多样化趋势。而现实中，很多领导干部在观念认识上，对“人情吃喝”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认识不足。据媒体报道，截至2013年12月7日，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已全部召开。400名省区市党委常委中，228人查摆(即找出问题等不利因素的原因所在，及时修正)了吃“人情饭”、喝“人情酒”等问题，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现实中，有些贿赂进行得十分隐秘。比如借逢年过节、住院疗养、婚丧嫁娶、生日寿辰等的机会，变相送礼收礼;以正常的人际交往或尊重亲情友情之名，行徇私投机或行贿受贿之实;乘检查工作、考察考核、指导调研等机会，拿点价格不菲的“土特产”、“纪念品”，等等。

　　廉政周刊QQ网友一语评:

　　山东省济宁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李弘:人情讲究的是礼尚往来，对刻意巴结权力的人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那么他们送出的就不是“礼”，而是贿赂了。

　　江苏省大丰市检察院政治处董爱中:其实无论亲情、友情或是其他诸多情谊，增进情感的途径绝非人情往来一条道。

　　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政治处李晓旭:应该杜绝把对公共行为的感激之情还给了私人。

　　人情往来：别拿习俗惯例当幌子

　　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很多贪官以“人情往来不算受贿”为借口，妄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涉嫌受贿12.3万元的武昌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杨少洲2006年10月在法庭上受审时，否认了所有对他的指控，认为别人送他钱都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杨少洲庭上辩称，别人送红包财物，都是社交中的礼尚往来，他也都还过情。尤其是他小女儿结婚时，一徐姓房地产商曾送1万元贺礼，不久徐家办丧事，他即回送了5000元礼金，云云。

　　湖北省天门市“五毒书记”张二江，对其13项收受贿赂的指控辩解为“礼尚往来”、“有错无罪”;还有利用工程发包而收受308万元贿赂的“三湘”女巨贪蒋艳萍和受贿200多万元钱物的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等贪官，都把受贿视为“人情往来”，曲解“人情往来”的应有之义，为其贪污受贿诡辩。

　　所谓“人情往来”不过是贪官受贿的“遮羞布”罢了。正如检方指出的那样，给杨少洲送贺礼的那位房地产商曾托杨少洲办过事，“贺礼”实际上是“好处费”。其他人送钱，也都是有求于他。杨少洲多次利用手中职权，为不法房地产商开绿灯，并借机收受贿赂，这远远超出“人情往来”的范畴。

　　实际上，“人情往来”早就成了贪官敛财的手段之一。吉林省原白山市政协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主要领导期间，大肆受贿“卖官”，据其交代，他受贿的途径竟是“六大日子”，即自己的母亲去世、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在贺婚、探病、祝寿、拜年、吊唁等理由中，李铁成受贿绝大多数是发生在“人情往来”的面纱下。

　　“错把贿金当礼金”背后反映的是习俗惯例等对法律纪律的凌驾。袁柏顺表示，公职人员若单以前者而非后者为度来衡量行为，自然从一开始就拿错了尺子。

　　廉政周刊QQ网友一语评:

　　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检察院李浣: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就是彼此多在情字上做文章，少在财物上用分量。

　　湖北省老河口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陈凯蒂:如若你只是想行友谊之名谋一己私利，请带着贿赂和奉承离开。

　　人情规范:应该给红线通上“高压电”

　　一些贪官还援引社会上存在大量不正之风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称，“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的风气”。

　　我们党和政府对党员领导干部收受礼品方面的规定不可谓不多，甚至还有直接对领导干部交友提出的要求。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得住诱惑，甘当了“人情”的牺牲品呢?

　　袁柏顺认为，作为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法律法规与党纪政纪条规之明文规定，众所周知，领导干部不会不、不应不知道。最初收受贿赂者大都寝食难安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人‘好面子’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诱因。这‘面子’一方面包括自己的面子，认为别人找自己办事证明自己有本事，别人给自己送礼就是别人尊重自己，‘把自己当回事’，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包括别人的面子，怕驳人面子，把人际关系搞僵。”郝建臻这样认为。

　　受访专家均表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慎交友，谨处友十分重要。不管是真心承认还是矫情声称未能分辨礼金与贿金，将一切恶果归因于交友不慎、处友不当，这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最终责任毫无疑问应该是公职人员的，相关行为产生在于其自身的选择与决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郝建臻表示，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是政治的动物，本能地会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亦是经济的动物，天然地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以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员必须要警惕，防止在“哥们”的“情谊”中为别人实现其不法利益作无谓的背书。

　　准确把握度的主动权与责任在于公职人员自身，而公职人员能否把握好度，则不能仅限于公职人员自身。袁柏顺认为，勉励公职人员“日夜孳孳，敏行不怠”，谨守法纪之度固然重要，各方面也应该提供助力，不能让公职人员“独自在战斗”。

　　“就这一方面而言，体现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法律，可以画出红线使之不敢越雷池;透明与监督，可以让腐败行为不至明目张胆。”袁柏顺指出，“但最重要的，是对腐败行为不惧不偏、及时坚决、常态化的惩处，打消不法行为的侥幸心理，防止其一步步陷进深渊。”

　　专家表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十八大以来在腐败惩治方面的积极进展，未尝不是在帮助公职人员在“礼”与“贿”之间作出正确选择，要给红线通上纪律的“高压电”，帮助公职人员在正常社会交往与腐败交易关系之间划出界线。

　　廉政周刊QQ网友一语评:

　　甘肃省山丹县检察院政工科副科长石文纲:在人情往来中，既要重感情、讲诚信，又要严守原则、正义和法律底线，善于把握人情的范围、力度、频率和可行性，把人情尽量限定在尽心和情分的范围内。

　　河南省义马市检察院杜恩:适度狠刹“人情风”，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最大限度地符合所追求目标的要求，减少人情的成本和操作难度。（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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