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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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道，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周二闭幕，中国公布了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的官方改革蓝图。各大分析师在第一时间对此次改革进行了点评，以下为部分分析师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大华继显(UOB Kay Hian)经济学家张帆根据公报概述的一系列举措推测政府可能实施的改革：

　　政府很有可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和公共服务等垄断行业。虽然政府没有明确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如何分成、支出责任如何划分，但我们预计此类改革将成为政府中短期优先关注的目标之一。我们相信政府会拿出更多举措保护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这也被认为是加快农村土地改革的最重要举措之一。此外政府很有可能放宽限制，降低外资进入中国的准入门槛。

　　花旗集团(Citigroup)经济学家丁爽表示，中国可能通过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和资源配置来加速财政改革。

　　丁爽表示，中央可能免除地方政府的部分财政负担，同时让地方政府分享增值税等税收收入。在放权让地方政府发债的问题上，中央将非常谨慎小心。要重点关注会上有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政府试图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让无形的手调控市场。这也是政府将鼓励更多民营资本发挥作用的信号。总的来说，会议提出的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改革计划，涉及多方面问题;而且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做法表明他们尚未决定出具体措施。

　　凯投宏观经济学家Mark Williams表示，公报中的改革措施不够深远，表述也不够清晰。

　　他表示，改革措施并未达到中国领导人期望的高水平。有一些措施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缺乏大局观。这是中共向外界描绘一幅清晰愿景的机会，他们必须告诉外界中国将向何处去。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会对官员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不认为中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原本希望各项改革能够相互交织，改革的视野能够更广。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光靠零敲碎打的改革是不够的。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表示，因利益集团博弈，公报出现了一些前后矛盾之处：

　　“这些内容显示出中共新领导层打算加快改革的意图，这是个好现象。不过，这些内容还显示出利益集团之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因此，传递出来的信息存在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新的说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此前的说法是起“基础性”作用。新的措辞明显意在传达价格和市场的作用将增强的信号。不过与此同时，中共还强调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这会降低市场效率。同样的矛盾之处还出现在“确保司法独立”的问题上，而这次会议显然没有讨论真正的政治改革问题。在一个没有制衡机制的体系中，很难想像独立司法如何能够得到保障。”

　　李稻葵，前中国央行顾问、清华大学苏世明学者计划主任李稻葵表示，值得注意之处是这份公报号召进行包括政治和司法改革：

　　“这份公报首次号召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改革的定义广泛。实际上，中国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改革解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报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其中的含义包括中国可能会建立一个类似于联邦巡回法院(Federal Circuit Court)的司法部门，享有比地方政府更大的司法自主权。法治的地位正在上升。”

　　花旗(Citi)中国研究部负责人沈明高称，公报暗示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不会一蹴而就。

　　沈明高称，从目前已有的信息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只会逐步推行一个可操作的计划;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到2020年同时实现改革和经济增长目标，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基础上提高一倍，这可能排除了短期内经济大幅下滑的可能。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Eswar Prasad指出，公报缺乏特定金融改革细节，让外界希望落空。

　　他表示，公报没有像外界普遍预期的那样拿出一套雄心勃勃的金融改革方案。人们本希望在公报中看到金融改革的强烈意愿，看到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放心保)、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改革等问题的实施细节，或至少看到领导层将优先快速推进这些领域改革的迹象。也许除了目前公布的这份相当含糊的公报外还会有更多信息公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Virkram Nehru指出，改革方案暗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发生转变。Virkram参与了世界银行发展研究中心(World Bank-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中国2030年》改革计划报告的撰写。

　　他表示，公报的核心是承认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必须转变，也就是要求政府转型，转变政府与市场、私营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关系。公报还强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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