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深奥，专家和公众如何在一个圆桌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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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妮

10月20日至21日，广州市政府组织召开深层隧道规划咨询会议，会议邀请了中欧各国国内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张杰、王浩、曲久辉和国内外专家共20人为广州深隧规划和东濠涌深隧试验段把脉。这样的专家阵容可谓星光熠熠，在近年来类似的广州市公共工程咨询会上也是比较罕见的，由此可见广州市政府对深隧工程的重视程度。

本次咨询会邀请了广州所有重要媒体的记者和反对者参加旁听。作为多年的跑线记者，笔者也在旁听者之列。在笔者看来，在这场咨询会上，媒体记者是代表公众存在的，记者的职责是通过新闻报道，把讨论延伸到会场之外，促进决策的公共化。

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不过在实践中却遇到了尴尬。第一天上午的咨询会后，旁听的记者们围在一起，互相询问：“你听懂了吗？”表示“没听懂”的记者不在少数。会上的讨论实在是太专业太深奥了，一会儿是“点源污染”，一会儿是“面源污染”，一会儿是“排水标准”，一会儿又是“防洪标准”——就连具备一定水利工程知识的记者都难以全部理解，如何把信息全面地传达给公众？公众对于枯燥的工程可研报告及复杂的测算数据，真的有耐心去学习、去了解吗？

这暴露了公众决策制度设计中一个苍白无力的地方：由于普通民众欠缺专业知识素养，使得他们难以站在平等的平台上，与决策者和影响决策的专家进行讨论。

前不久，笔者也被邀请进入九龙湖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在公征委第一次会议上，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公征委中有个别专家也提出，有关九龙湖规模的问题经过专家讨论确定了一个“妥协的结果”，在公众征询委员会上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并建议公征委的讨论要设立合理边界。但有委员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最后主持会议的区水务局负责人宣布：讨论不设边界。

当前，广州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项目普遍实行了民主决策制度，在垃圾焚烧、同德围改造、人工湖建设等重大项目上，都设立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或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应该说这是广州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贵尝试和重大创举。但在实践层面，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公众如何理性地参与决策？媒体如何善用发言权？如果把这个问题具体化，那就是：公众如何与专家、决策者平等对话沟通？

就笔者参加公征委和咨询会一些肤浅的体验和经验，笔者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首先，工程报告必须提供尽量详尽的信息，并且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表达。说“面源污染”，老百姓听得云里雾里，但把它翻译成“路面屋顶的雨水污染”，想必识字的人都能看得懂吧？在国内，财政预算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但据说在香港，财政预算写得详尽通俗，大部分市民都能看得懂。

其次，公众提出合理预期，决策者和专家寻求解决路径。未必需要强求公众了解太过细致的技术性问题，作为纳税人，他们应该提出合理的改善目标、需要避免的影响，而解决路径让专业人士去寻求。对于一些无法达到的预期和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决策者和专家也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双方“讨价还价”，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再次，媒体作为公众与专家、决策者的桥梁，一方面要科学、理性、通俗地报道工程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也要科学理性地代表公众提出诉求。提出愿景，但不苛求不切实际的目标；指出问题，应该从解决问题的初衷出发。

让大家坐在一个桌子旁对话的前提是信任和尊重。公众应该尽量减少对专家的偏见，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专业技术领域更有发言权；而专家和决策者也应该放下对公众的傲慢，公众或许不懂工程技术问题，但他们仍然有知情权和提要求的权利。

贝克在《风险社会》如是说，专家代表着科学理性，民众代表着社会理性。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一方面，对于科学的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的判断，公众的批评和焦虑主要来自于专家和反专家的辩论。另一方面，没有专家的科学论证和对科学论证的批判，社会理性仍旧是乏味的；离了专家，公众甚至无法感受到他们“批评和担忧的不可见的对象和事件”。

所以说，决定民主决策制度是否奏效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更在于我们如何平等平和理性地看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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